民国人结婚离婚都登报

　　七夕，你曾怎样示爱？让我们先来见识一下“民国范儿”：订婚结婚都要登报。俗话说，秀恩爱，死得快。我们无法确认当年登报的男男女女是否携手走过一生，但是当他们郑重地向世人告知恋情时，大部分人还是怀着美好憧憬的，只不过背后各有故事，各有隐情。如同民国的报纸上也充斥着离婚启事，以最冷漠和绝情的姿态，展示着世界的另一个真相。

　　报纸上的爱恨情仇

　　民国人像是在报纸上谈恋爱。

　　1927年，19岁的王映霞与郁达夫登报结婚，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著名恋情。10年后，郁达夫和王映霞打得不可开交，郁达夫一怒之下在汉口《大公报》上发了一个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后来经过友人调和，两个人和好了。

　　然而1939年，郁达夫又在香港《星岛日报》上登出启事：“达夫与王映霞女士已于本年三月脱离关系，嗣后王女士之生活行动完全与达夫不涉，诸亲友处恕不一一函告。谨此启事。”

　　一段旷世奇缘画上了句号。

　　名人的分分合合都在那一则启事中。民国时期，在报纸上刊登订婚、结婚甚至离婚启事，成为一种时髦，接受过西式教育思想开明、家境富裕、人脉广的人家一般会选择这种方式。翻开1940年代民国时期的湖南《大公报》，几乎每天都有一到两条这类启事，成为报纸的一个利润来源。

　　这种启事有没有法律效力呢？在报上公示结婚，一方面通知了双方家庭的亲友，另一方面也可在日后作为凭证，有一定法律效应。登报结婚既是一种风潮，也与当时婚姻法不完备以及婚姻登记所不普遍有关。

　　除了名媛淑女达官贵人缔结良缘时刊登广告，也有朋友亲人们刊登贺词祝贺的，话都是吉利的白头到老等等，显得又庄重又新派。

　　“新化人发了结婚的热”

　　“邓兴宇、左大玲结婚启事：我俩承张树铭、吴严武两先生介绍并征得双方家长同意，谨订于国历元月七号在长沙新怡园举行典礼。国难时期一切从简，特此敬告诸亲友。邓兴宇、左大玲启。”（1941年1月8日湖南《大公报》）

　　“任邦昌、喻子美结婚启事：谨于国历三十六年元月五日在长沙大东茅巷潇湘酒家举行结婚典礼。特此敬告诸亲友。”（1946年1月6日湖南《大公报》）

　　“何玉昆、陶良璆结婚启事：我俩承陈绍藩陶春林两先生之介绍并征得双方家长之同意，订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四日长沙乐陶大厦举行结婚典礼，特此敬告诸亲友。”（1946年12月5日湖南《大公报》）

　　上面几则是刊登在湖南《大公报》上的结婚启事。民国时的结婚启事格式大体相同，往往在结婚典礼的第二天登报，夹在报纸的各种广告中间。启事内容比较简单，简单罗列一下典礼的时间、地点。值得注意的是，结婚启事大都会提到双方婚姻介绍人的名字，还特意强调已征得双方家长同意。可见民国时期，男女大多经人介绍相识，介绍人在婚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是婚姻的主要形式。

　　上世纪40年代以前，湖南报纸上还罕见结婚启事。1930年1月20日，湖南《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新闻《张曼真与宴次儒昨日在青年会举行结婚典礼》。张曼真为一师训育主任，宴次儒为二中的毕业女生。婚礼采用中西合璧的形式，证婚人为一师校长谢真，出席者有百余人。报道称，两个人均为新化籍，平日情感异常浓厚，大公报竟以“新化人发了结婚的热”为副题，十分搞笑。我们无法确定当事人是不是名人，或是报馆朋友卖个人情做篇报道也未可知，新派人士还是喜欢在报纸上“招摇”一下。

　　1930年，对北平114位学生进行的“婚姻调查”显示，有9.31%的人表示不要结婚仪式。有些学生虽然还是要求有个仪式，但是希望这个仪式越简单越好，在报纸上发一个启事通告即可，持这一主张的比例已经高达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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