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解放军难：井冈山为什么没有变成梁山泊
井冈山为什么没有变成梁山泊、瓦岗寨今天回望历史、打量井冈山，会有许多启示。历史或有机缘巧合，但历史也自有规律，比如，历史的胜利者，属于有信仰有信念有信心的一群人，就如同在最黑暗最艰难最绝望时刻，依然不失诗性与浪漫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不久前谈及印度边防人员越界一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霸气”表态，刷屏了。
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回望历史，回溯原本，回到起点，总是有些感慨：90年前，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失败的两支队伍，汇聚于远离城市的莽莽大山井冈山时，当时舆论包括起义者中的一部分人，都认为这不过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落草为寇”，结局不外乎被剿灭、招安，或自生自灭，不过又一个梁山泊、瓦岗寨的翻版。
但是，井冈山为什么没有变成梁山泊、瓦岗寨，反而从这里培养了比大山更难撼动的无敌铁军？
一
走向井冈山，道阻且长。
一开始，井冈山并非目的地。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人，6万名党员，只剩下1万多人。是任人宰割，还是奋起反抗？中国共产党人用枪声做出了回答，这一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打响。这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先后失败，队伍被打散，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的余部和广州起义的少数人员，上了井冈山。
秋收起义队伍是最先到达井冈山的，之前他们的目标是夺取长沙。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官兵们呼喊的一个口号就是：“坚决攻克长沙！”当时中共一些领导人偏好制定攻占大城市的计划，俄国十月革命不是这样成功的吗？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先占领首都彼得格勒，再歼灭白军，把红旗插遍广袤的大地。这是苏联的经验，也是共产国际代表所津津乐道并坚持要中国共产党效仿的。
但是斗志昂扬的秋收起义军在进军长沙途中，就遭遇严重挫败：第一团在修水起义，第一仗就惨败，当时混入起义部队的土匪邱国轩部突然反戈叛变，国民党军乘机反扑，结果一团撤退下来，2000人只剩下一半，团长钟文璋失踪；第二团在安源起义，进攻萍乡未克，西进攻占了老关、醴陵，又北进占领浏阳，但由于部队麻痹轻敌，陷入敌人的包围，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不少人牺牲；第三团在铜鼓起义，胜利占领了白沙镇，旋即又占领东门市，但被敌人兵分两路包围，撤退后，1500人只剩下400余人。一部分人牺牲，更多人被打散，离开了队伍。
怎么办？三路行动均失利，是继续进攻还是就此退却？如果退的话，向哪里退？在湖南浏阳文家市，时任秋收起义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断然决策：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中国革命战争纪实》丛书如是评价：“这是一个大胆的决策，因为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临时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无疑会被扣上‘逃跑’的罪名。这更是一个创新的决策……无情的事实证明，‘十月革命’模式在中国走不通。中国革命要成功，只有独辟蹊径。而从进攻城市到转向农村进军，可以说是毛泽东最先觉悟到的，并果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史载，就在秋收起义余部做出向湘南撤退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的报告，再次做出要湖南省委进攻长沙的决议。然而，当这一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已开拔南下了。假设这支队伍继续进攻长沙，只能遭受全军覆没的命运，好在，历史不容假设。
“上山”，并非毛泽东在遭遇失败后的权宜之计。《毛泽东年谱》（上卷）记载，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34次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他在发言中，就主张“上山”，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当时大家意见不一，有的建议进攻城市，有的说到国民党部队中“当兵”，以待时机。毛泽东坚持：武装上山。
井冈山，就此走进历史。
二
从湖南浏阳文家市，走到江西永新三湾村，这一路危机四伏，抵达三湾时，起义队伍已不足千人，最惨痛的是，总指挥卢德铭也牺牲了。
但毛泽东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他当众宣布：参加革命，完全自愿，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发给路费，离队——当然，枪支不能带走。又走了一批人，但留下的队伍，还能坚持多久？严峻的现实是：逃跑已经公开化，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只要再有一场失利，还会有更多人逃亡。
归根结底，这支队伍还没有脱离旧军队的习气。人员鱼龙混杂，有意志坚定的战士，也有一身江湖气的兵痞，有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黄埔学生，也有开始满腔热情但一失败就萌生退意的年轻农民，有的人知道为革命而战，有的人却把自己当成了雇佣兵……人心涣散，思想混乱，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上了山，也照样无法避免覆亡的命运。
在历史上有不朽地位的“三湾改编”出现了：“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班设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这是一个重大的创造，它对于党整合军队并在军队中顺利实现自己的意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到对调整军队和党组织结构所起的重要作用时，这么写道：“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为谁而战”，一直是中国旧军队的重大困扰，“X家军”历史久矣，部队往往就是军阀的本钱甚至私产。到了近代，湘淮军阀延续了“兵为将有”的陋习，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在中国近代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但选拔将领、教育士兵，仍然打造“袁家军”，培植专属于自己的势力，麾下官兵，“吃袁大帅饭，为袁大帅打仗”。国民党军队亦是如此，虽然兵多将广，却派系林立，将领拥兵自重，一个个小心思小算盘，战场上见死不救的事，多了去了。
1932年7月，日军侵犯热河，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内政部长的汪精卫，令当时占据华北的张学良出兵抵抗，后者拒不执行命令，还回电暗示汪无权指挥华北军事。张学良晚年在回忆录中，还原了当年与汪精卫的对话，当时汪说，日本人给的压力太大，你的军队动一动，跟日本人打一打，就可以了，先平息一下舆论。张学良如是回复：“汪先生，你这是在说什么话？让我的部下打一下，让我的部下拿生命来换你们的政治生命？我张学良从来没有靠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换取我的政治生命。为这事，你中央政府也好，你也好，都别来找我！”
这样的逻辑，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党，怎么可能不垮台？
相比之下，显现了共产党重视政治工作的优势。可以说，从“三湾改编”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已经脱胎换骨了，“党指挥枪”，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形象表述。诚如历史见证者罗荣桓后来的回忆：“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