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1368-1644）：从洪武到崇祯的权力变局》 宗承灏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7月

　　文/宗承灏

　　洪武三年（1370年），随着李善长的离开。中书省的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时候中书省右丞是杨宪，左丞是汪广洋。汪广洋本来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曾经被朱元璋外放到陕西锻炼了一段时间，也算是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京官。中书省最高官职是左丞相，其次是右丞相，然后依次是左丞、右丞、参知政事。

　　由于左丞相李善长致仕退休，担任右丞相的徐达又常年戍边在外，左、右丞相皆成虚位。如此一来，身为左丞的汪广洋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中书省真正的当家人。

　　朱元璋在中央权力核心地带的中书省布下汪广洋和杨宪这两颗棋子，有他的利益考虑。

　　两人都是独立于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外的无党派人士，不属于帝国权力集团的“正室”，只能算是权力“偏房”。朱元璋让杨宪进入中书省本来是想用他来制衡李善长，但是杨宪后来的表现超出了朱元璋的掌控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只好把宝压在了汪广洋的身上。朱元璋将汪调任中书省左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让汪广洋挑起中书省的大梁；二是用汪广洋来掣肘杨宪。

　　可汪广洋并不愿意做别人手中的提线木偶，哪怕提线的人是洪武皇帝朱元璋本人。汪广洋进了中书省，并没有如朱元璋所期待的那样去压制杨宪。汪广洋在这里玩了一把“无为而治”的策略，平日里不管不问，大事小事任由杨宪去处理。

　　权力游戏有时候就像是小孩子玩的跷跷板，汪广洋在这一端不作为，就会导致杨宪在另一端大作为。如此一来，帝国的权力跷跷板岂有不跑偏之理？

　　杨宪识破了朱元璋的权力博弈手段，他开始堂而皇之地针对汪广洋。想要抓汪广洋的把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汪广洋平日里表现得谨小慎微。尽管如此，杨宪还是找到了破绽，他弹劾汪广洋不孝顺母亲（奉母无状）。这一招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致命。明朝标榜以孝治天下，一个文官如果不遵守孝道，就是不听圣人言，就是全民公敌。

　　汪广洋就这样被削职为民，放逐还乡了。杨宪觉得还不过瘾，便再次向朱元璋奏本。于是处分再度升级，汪广洋被打发到了当时的蛮荒之地海南去反思过错了。

　　杨宪与李善长结下梁子，除了权力上的利害关系，还有一个私人原因，那就是杨宪的胞弟中书省参议杨希圣曾经因事得罪李善长，遭到罢黜。杨宪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早就在寻找报复的机会。

　　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朱元璋面前进言：“李善长无大才，不堪为相。”

　　朱元璋在安排中书省官员的时候，考虑最多的应该是政治派系的利益布局。政治派系除了自然状态下的地缘效应，还有就是在权力斗争中结成的利益同盟。比如说李善长罢黜杨希圣，然后杨宪在皇帝面前诋毁李善长，无形之中就会被划入淮西派的对立面。

　　胡惟庸曾经忧心忡忡地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

　　这样一句话等于是把杨宪划到了淮西派的对立面。在李善长和胡惟庸等淮西派的潜意识里，以刘基为首的浙东派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在权力博弈场上，不能做朋友就是敌人。杨宪虽然在地缘上不属于浙东，但是在李善长等淮西人士看来，与他们为敌的杨宪早已是浙东集团的一分子。杨宪如果有机会当上丞相，那么他们这些淮西人士就会永无出头之日。

　　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党人当然不能坐等事态继续恶化，他们要趁着朱元璋还没有倾向于浙东派时将杨宪赶出帝国的权力中枢，甚至于赶出这个世界。在官僚集团的集体发力之下，杨宪被朱元璋处以极刑。

　　其实如果非要追溯杨宪的后台，既不是浙东派的刘基，也不是其他政治派系，而是朱元璋本人。杨宪进入中书省就是朱元璋一手安排的，之所以最后沦为棋盘上的一颗弃子，是因为作为一颗过河卒子他走得太远，远到脱离了朱元璋为他设定好的既定轨道。

　　杨宪是检校出身，就算朱元璋有心将整个帝国的权力系统变成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可那些功臣和官员也不会接受。在如何处理杨宪的问题上，各大政治派系的意见是出奇地一致，那就是联手将杨宪踢出局。杨宪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在中书省的权力博弈中招致各大利益集团的仇视与排斥？

　　杨宪是山西阳曲人，十分精明能干，由于受到朱元璋的器重，以检校身份直接选拔进入中书省，并被委以中书左丞的要职。杨宪在中书省任职期间的表现是相当不安分的，大肆任用亲信、聚集朋党、刺人隐私，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上层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山西帮。他们在朱元璋面前大肆诋毁李善长，企图挤掉这一淮西集团的核心人物，以山西帮取而代之。

　　此事的成败，关系到整个淮西集团的切身利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关于杨宪之死，史书上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派人士向朱元璋告发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陷害汪广洋；二是浙东派的刘基向朱元璋告发杨宪的种种阴私之事，最终将杨宪置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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