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军规:揭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奇身世

2017年07月27日14:50   华声在线   微博
被誉为中国人民军队的“第一军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誉为中国人民军队的“第一军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被誉为中国人民军队的“第一军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被称为红色经典第一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均为广大军民所熟悉,但它的形成过程以及其背后的故事则鲜为人知,本文以大量的史料揭开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发展到定型所经历的传奇过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的歌词和曲调传奇身世。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从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时宣布的“三条纪律”到192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桂东县沙田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再到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训令》以命令的形式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固定下来,前后经历了20年最终才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在这20年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怎样形成并不断丰富成为我军铁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怎样成为广大军民非常喜爱熟悉并广为传唱的一首革命传统歌曲的呢?本文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揭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奇身世。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传奇

  ——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颁布了我军的“第一军规”。

  揭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过程应追溯到1927年9月9日我党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起义之初的指挥机构分为两条线,一是湖南省委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中心是长沙;二是中央军事部、江西省委、湖北省委领导的江西秋收起义,中心是江西修水。由于两线指挥,彼此不接头,信息不畅通,没有形成组织核心,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导致起义指挥不统一,军阀思想严重,从而导致了起义之初的失利。9月10日毛泽东到达江西铜鼓后,两线才并一线,成为了湘赣边秋收起义,会师浏阳文家市,改变起义攻占长沙的初衷,转战湘南。

  1927年10月中旬,部队“三湾改编”后,决定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但部队在行军和助民过程中不少战士偷吃老百姓的红薯。在打土豪过程中又有不少官兵将没收的财物据为己有。特别是部队在上井冈山途经遂川大汾时,突然遭到地主武装肖家壁袭击,部队被冲散,战士们又累又饿,部分官兵又犯了旧军队的老毛病,行为散漫,不听指挥,偷吃“老表们”的东西,甚至乱拿百姓的东西。对此毛泽东心急如焚,同时部队上山后又将与王佐、袁文才领导的绿林队伍相结合,因此制订铁的革命纪律,是关系这支队伍生死存亡的关键。10月24日,毛泽东在部队与下山来接工农革命军上山的王佐队伍会合时,在井冈山荆竹山的雷打石向工农革命军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是行动听指挥;第二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是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3月28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前往湖南桂东策应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3月30日到达沙田圩。由于当时工农革命军队伍中有工人、农民、小资产者、游民无产者和旧军队过来的人,而部队创建时间短,既没来得及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没来得及形成系统的军纪体系。在艰苦的革命环境里,官兵游击习气,军阀作风和小资产者的习气严重,作风不正、纪律松驰,不时侵犯群众利益,打骂体罚士兵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毛泽东经过认真思索,认为“军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75页),加强军队纪律教育,规范革命纪律已成为工农革命军成长、壮大的当务之急。4月2日夜,春寒料峭,毛泽东夜不能寐,想到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起义的兴衰成败,想到秋收起义以来建军的经验教训,想到工农革命军中经常发生禁而不止的不良行为。他挑亮油灯,彻夜将前几个月曾经讲过的,但未系统成文的军纪逐条修改,反复斟酌,将雷打石讲过的“三条纪律”改为“三大纪律”,将第一条“行动听指挥”改为“行动听命令”,将第二条“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农一点东西”,将在李家坪讲过的“六项注意”第五项“上门板”改为第一项,将第六项“捆铺草”改为第二项。正式写下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形成了我军系统的军纪,4月3日在沙田圩老虎冲三十六石坵旱田上,毛泽东向全军总结了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全体官兵,没有纪律就不成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打胜仗,然后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扳着手指逐项进行解说。当时三大纪律为: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为: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1929年初,红四军在赣南闽西挺进时,部队战士在野外随地大小便,在村溪河里洗澡,引起群众的不满。由于战斗频繁,在军队中俘虏也不断增多,于是,1930年5月毛泽东、朱德增加了“解手找厕所、不搜敌兵腰包”的内容,并写进了9月25日红一方面军颁布的《红军士兵章程》中。此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基本形成并确定下来,并成为全军和地方武装的纪律。此后,随着情况变化和斗争的需要,内容又不断有所变化。

  1930年5月,古田会议后,毛泽东、朱德以红四军政委、军长的名义联名发布了《整顿军风纪的训令》,指出“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则实革命之利,亦各官兵之乐为。故凡违反军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14页)。

  1947年10月10日,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新颁布,望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是:“1。一切行动听指挥;2。不拿群众一针一线;3。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1。说话和气;2。买卖公平;3。借东西要还;4。损坏东西要赔;5。不打骂人;6。不调戏妇女;7。不损坏庄稼;8。不虐待俘虏”。从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以命令的形式在全军得到了统一,成为我军铁的纪律。

  显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是我军在军事实践中产生并丰富起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语言,融政治纪律、军事纪律、群众纪律于一体,成为全军统一革命纪律,全军上下机构和基层,干部和战士,必须人人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中外军史上绝无仅有,保证了在军队内部,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在外部,时时处处维护群众利益,从而保持了我军的高度集中统一,树立了人民子弟兵的伟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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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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