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字仲达，今河南温县人。东汉以来，家世二千石。父司马防，曾任京兆尹。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其为宣皇帝，庙号高祖。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司马懿一出场已是国之干臣，接受魏文帝曹丕的托孤重任。出仕前的经历，则散见于裴松之的注中。完成于唐初的《晋书·宣帝纪》，是现在所能看到有关这段经历最早的完整记载。从相关内容看，司马懿似曾有过一段避世不出的隐逸生活。

　　青年“隐士”

　　建安六年，郡举司马懿为上计掾（就是佐理地方长官向上呈报治理情况的官吏）。曹操当时为司空（掌监察），“闻而征之”。但司马懿以患“风痹”（风寒引起的肢节疼痛、麻木）不能起居为由，予以婉拒。曹操不信，派人假扮刺客，夜间行刺，谁知对方坚卧不动，故只得作罢。

　　建安十三年，曹操为丞相，欲再次征辟司马懿。据王隐《晋书》记载，也许曹操对司马懿七年前的表演有所耳闻，遂派遣手下的令史前往探查。这位令史就隐匿在司马懿家门前的树林里，窥伺宅院中的动静。时值七夕，风俗中有“曝书”一事，司马懿也未能免俗。不巧的是，突下暴雨，司马懿慌忙出来收书。要知道，得了“风痹”的病人，行动艰难，坚卧不动才是常态。也就是这一时的冲动，被藏匿在树林里的令史看个正着，遂回去禀报曹操。曹操对司马懿的阳奉阴违十分恼火，决定再下辟书，并命令执行者：司马懿若再敢耍花招，立即逮捕收监。于是，司马懿“惧而就职”。

　　对于司马懿第一次拒绝征辟的原因，东晋南朝以来的史书大都以儒家忠君思想予以解释。例如，《晋书·宣帝纪》云：“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又据《高士传》记载，司马懿二十多岁时，曾与大隐士胡昭关系密切。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据此，不少学者认为，青年时期的司马懿有明显的避世倾向，后来只是对抗不了曹操的严刑峻法，无奈结束隐士生活。

　　故事的内容很完整，但疑点实在太多。事实上，青年时期的司马懿并不像诸葛亮那样有“卧龙”之盛名，且在清议鼎盛的汉末，拒辟以养名，几乎是每一个被征辟者例行的程序。因此，曹操因一个“齿少名微”的司马懿，就派人佯装刺杀、微服私访、恫吓威逼，实在不合情理。又据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司马懿之父司马防任尚书右丞时，推荐了二十岁的孝廉曹操为洛阳北部尉。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为魏王后，还专门将司马防请到邺都叙旧。故曹操辟举司马懿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报恩之意，“在东汉官僚阶层中，一俟自己发达之后，提携、关照、惠及恩主后人，已经形成传统”。

　　此外，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自建安元年起便应辟为曹操掾属，官至兖州刺史，是建安时期曹操集团的重要人物。可见，司马氏家族与曹操关系之密切。何况，建安二十四年，孙权遣使乞降，向曹操上表称臣，陈说天命。曹操曾对众人说：“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司马懿的回答却是：“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这实在不是一个忠于汉室、不欲屈节曹氏之人会说的话。

　　司马懿之所以婉拒曹操，除了是当时被征辟者例行的程序外，更合理的解释应是：虽然曹操赢得官渡之战的胜利，但北方时局未稳，而司马氏家族已由司马朗明确表示了对曹操的归附，因而司马懿在面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时，无需急于做出选择。同时，留驻乡里也能在乱局中保全自己的家族。这正显示了青年司马懿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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