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亲王奕劻

　　1909年的宣统新朝，留任而有实权的元老，只有一个年过七旬的庆亲王奕劻了，掌管着各部之首的外务部。这与被仅仅当做图腾而供奉起来的张之洞，自然大不相同。

　　作为四朝元老及少数参与了大清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权臣，奕劻在国际和国内都享有极大的知名度。遍查当时的西方报纸，Prince Ching（当时“庆亲王”的普遍翻译）的曝光度仅次于李鸿章、袁世凯和慈禧太后。

　　“国务活动者”之外，奕劻还以贪腐闻名全球。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著名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

　　后世有人称他为大清“首富”，虽未必尽然，但可以肯定他至少是“首富”之一，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以上的存款。而他的宅第正是当年和王申的老宅，如此巧合，自然更容易令人联想。

　　一个腐败到令地球人都知道的贪官，为什么会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在潮头？这自然不是“纨绔”二字能解释的。

　　奕劻的政治本色和品格，在庚子事变的狂风暴雨中展露无遗。作为朝廷中熟悉国际国内情况的少数明白人，奕劻坚决主张及早防止事态失控，以避免外交乃至军事上的巨大麻烦。他的“右倾”言论，遭到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的“极左派”的反对。英国外交官在发给伦敦的报告中认为：“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间， 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

　　载漪等把奕劻看成是必须清除的政敌，义和团们则将他描绘成了大汉奸，攻击奕劻的大字报贴满北京街头，已经失控的民间暴力清晰地将矛头指向了这位王爷。在此后讨论局势的高层会议上，奕劻一概装聋作哑，但从未改变自己的观点。

　　高喊着扶清灭洋的“极左派”们，最后留下一地鸡毛，在八国联军的炮声中撒腿就跑，并把收拾烂摊子乃至不得不“卖国”的“脏活”，慷慨地留给他们本想诛之而后快的“汉奸”奕劻和李鸿章。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奕劻和李鸿章 “如一囚徒”或“受到礼遇的俘虏”，为明知不可争的城下之盟而勉强一争，其间酸苦，唯其自知。史家比较公认的是，因为这一功劳，慈禧太后终其一生，对奕劻和李鸿章都是优容有加。

　　尤为难得的是，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政变、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乃至随后轰轰烈烈的宪政改革，奕劻都表现出了丝毫不亚于恭亲王奕的开明姿态和灵活身段，并以其特殊地位，为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保驾护航，成为致力于实践和探索的“浊流”们（与崇尚空谈的“清流”相对）的幕后支撑者。英国公使窦纳乐甚至认为他是“推动中国政府（进步）的一个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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