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劻的双手，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晚清两次以反腐败的名义出现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奕劻。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权色交易”。 奕劻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如果到此为止，无非是一段风流佳话而已。但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了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是“性贿赂”。朝廷派了载沣等人去查，结果“查无实据”，赵启霖反被革职，激发了御史们公愤，最后，赵被复职，段巡抚被免职，载部长主动辞职。

　　第二次是三年后（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奕劻发难，弹章的题目就是《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火药味很浓，震动朝野。江被责为“沽名钓誉”、“莠言乱政”，但处分仅是“回原衙门行走”，换个工作岗位，结果江干脆辞职，炒了朝廷的鱿鱼，一下子名动四海。御史们群起效仿，“不让江氏一人独为君子，访查中外大臣劣迹，联名入奏，以尽职责”，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高潮，逼得奕劻只好请假躲避。

　　其实，两次反腐斗争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在新的干部体制改革中，都察院本在裁撤之列，御史们其实也是为了保饭碗而绝地反击。前一案，正值东北“龙兴之地”改制设省，成为北洋（奕劻父子多被视为北洋的保护人和代言人）权力扩张的良机，即使没有这起风流案，北洋也会想方设法将段芝贵等“自己人”顶上关键岗位，结果因小失大，留下破绽。后一案，则更是御史们的“自卫”之战：1909年成立了资政院后，都察院的弹劾监督权被吸纳，裁撤势在必行，御史们只好冒险一搏，拿庆亲王开刀。

　　最为吊诡的是，政治经验显然极为丰富的奕劻似乎并不想收敛和掩饰自己的贪腐形象。而且，还照样圣眷不衰，不仅得到了“铁帽子”，而且其妻妾中还封了6位“福晋”，超出了清制规定的亲王只能封5位福晋的限额。

　　其实，到了奕劻这种已经“不胜寒”的地位，唯一要做的只剩下：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的领导人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从这个角度看，奕劻的“首富”是非当不可的。

　　一场包括以建立高效廉洁政府为使命的改革，却不得不倚重一位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大贪官；而这位巨贪之所以贪得如此高调，却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以自污而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这种看似荒谬的故事，却正是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改革的胎毒，渗透在血液之中，难以自行摆脱。

　　1917年，奕劻去世，宣统皇帝赐谥曰“密”，意思是追补前过，隐责其应对大清国的灭亡负责，仿佛多出几个清官，或许就可以继续“一统江山万年清”。这无疑表明，丢掉了江山却侥幸留得性命的天潢贵胄，并没有真正明白黄龙旗为什么不能继续飘扬了……（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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