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还有一则关于左宗棠的轶事：他由闽浙总督移任陕甘时，北上路过江西九江，府县官员照例前来谒见。这些人均为进士出身，左宗棠不爱理睬他们，惟有九江同知王某举人出身，是“我辈中人”。左宗棠因此对他另眼相看，留下来单独叙话。聊得兴起，左问王某：“你说是进士好，还是举人好？”王某怎不知左大人心中块垒，朗声回答道：“当然是举人好哇！”左宗棠一听，大喜，便问何以见得。王某说：“中进士后，要是作翰林，须致力于诗赋小楷；作部曹知县，也各有公务缠身，无暇专心修治实学。举人却可以用志不纷，最宜于讲求经济，而且，屡次入京赴考，饱览名山大川，足以恢弘志气；遍历郡邑形胜，也足以增长见闻，所以说举人强于进士。”左宗棠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此后逢人便夸王某才德兼优。

　　这个王某人，虽是马屁精，却也道出了几分实情，尤其契合左宗棠：他深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之精髓，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苦攻经世致用之学，对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视为至宝，这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事实上，虽然只有举人身份、在家务农，但左宗棠的名气很大，他的志向与才干，得到当时官员名流的赏识，连林则徐都引为至交。

　　左宗棠的人生转折，来自太平天国大军杀至湖南，若无这天崩地裂之大事变，左宗棠终其一生，也可能只是一个著名而清贫的名士。当时长沙城被围，左宗棠应约于硝烟中缒城而入，在他指挥之下，长沙城被围困三个月仍固若金汤，太平军黯然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他是大器晚成、厚积薄发的典型，短短数年间，南征北战，从一介布衣，跃为封疆大吏。

　　有句耳熟能详的话叫“高考不是人生的独木桥”，对左宗棠来说，可换成“科举不是人生的独木桥”。但因此就能否定科举吗？显然不能，否则怎么解释，左宗棠都已经奋斗至人生巅峰了，还去求一个进士身份？

　　人走极端，就有问题了。把科举、高考当成独木桥，是极端，但以种种理由否定科举、高考，又是另一个极端。这两天高考，就有这样的段子在流传：“当年高考没考好，读了个大专，早早出来工作了，开了个小公司，现在房产5处，年薪百万，关键有许多211、985的大学生在我公司里上班……”说起科举，也有人举落榜者的成就与状元的碌碌无为。但是，这种选择性的以个案来否定整体，并不足以服人，本来是励志之目的，但走极端，就变成反智了。要知道，如唐代大诗人王维、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清末实业家张謇，都是状元出身。不容否认的是：在历史上，虽然有左宗棠这样举人出身的逆袭者，但从进士阶层中涌现的国之栋梁更多；在今天，也有高考落榜者自强不息取得卓越成就的，但为国家做出更大更普遍贡献的，无疑是通过高考选拔出来的人才。

　　科举制的出现，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1977年高考恢复，彻底改变了中国。虽然科举、高考也有种种弊端，例如“李约瑟难题”中“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之说，比如高考关于应试教育的反思，但是在更好的人才选拔制度出来之前，科举或高考，仍然是最公平的。这种对公平的渴望与追求，是中国考试文化的心理支撑，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

　　每个人，都需要证明自我价值。古之科举、今之高考，是证明自我价值的舞台。潜心研究左宗棠的湖南作家徐志频在《左宗棠的正面与背面》一书后记中写道：“左宗棠是一个完全从传统文化中成长出来的读书人。从他身上，既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也可以看出历史与文化固有的轨迹。”对于左宗棠来说，即使名满天下，即使功勋盖世，但缺了科举这个环节，终是难称功德圆满。

　　明清定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得为大学士，不得谥“文”。左宗棠虽然后来弄了一个“同进士”，但毕竟有了进士翰林的身份，得以入阁拜相，身后赐谥“文襄”，可谓功德圆满了。

　　五

　　在被左宗棠称为“古亮”的诸葛亮之时代，科举制尚未出现，虽然有察举制与征辟制来选拔人才，但被门阀士族集团所把持，“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所以，“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的曹操，居然能够以道德模范的身份而被推举当了官（举“孝廉”），凭借的就是他“官二代”的身份，而品行高洁、人人称颂的诸葛亮，绝对优秀青年一枚，却只能在老家种田住茅庐。

　　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落榜了，但左宗棠也远比诸葛亮幸运。（关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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