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管制不能阻碍小说市场的高度繁荣

　　清政府查禁小说的重点，一是“诲淫”，一是“诲盗”，后者的代表是《水浒》，前者指的则是所谓的“淫词小说”。

　　首先发难的是曾任江宁巡抚的汤斌，这位被康熙盛赞的“名儒”，任上强调正风俗。康熙二十五年（1686），他颁发告谕，查禁淫邪小说，称不法商人为赚钱，刊印那些色情文学，导致小年轻心猿意马，败坏世风。

　　次年，给事中刘楷上奏，称“淫词小说，犹流布坊间，有从前曾禁而公然复行者，有刻于禁后而诞妄殊甚者。臣见一二书肆刊单出赁小说，上列一百五十余种，多不经之语、诲淫之书”，希望能彻底禁绝。

　　康熙同意此说，再度展开禁书运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他下谕禁绝淫词小说。对刊刻者施以大棒：“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处罚规定被收入《大清律例》卷二十三刑律贼盗的条款中。

　　但禁例所约束的往往只是规矩人，包括有职业操守的书坊、一流的作家，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李渔和烟水散人徐震。可是胆大妄为、品流低俗者却不管这一套，仍大肆编撰出版淫词小说。这些小说多为抄袭或拼凑，水准低劣。

　　李渔在张缙彦一案后，并未受到牵连（这也客观说明清廷的主要目的不是禁书，而是清理门户），《无声戏》虽遭焚毁，但后来又以《连城璧》之名刊刻。可是，随着清廷在思想领域的逐步收紧，李渔的创作空间也愈发狭窄。

　　对于书籍出版业而言，清廷禁毁书籍带来的影响反而不大。在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书坊众多，涉猎也广，经史子集、科举“参考书”等，都在刻印范围内。色情小说因其读者广泛，更畅销不衰。

　　嘉庆十五年（1810年），御史伯依保奏请查禁《灯草和尚》、《肉蒲团》等几部小说。这位御史谏言的本意是重视思想控制，博取领导欢心，结果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数日后，嘉庆称这些都是老三篇了，新编之“语涉不经”的小说则不见奏闻，明显是“没话找话说”，摆忠心，没实质，皇帝骂他年老平庸还妄思升用。这事儿固然是笑话，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当时的小说出版市场，不仅旧本翻印无法禁绝，新作还不断问世。

　　民国学者张秀民曾考证，清代苏州有书坊53家。其实，实际数字远多于此，道光十七年（1837年），苏州告示收缴淫书，具立议单的书坊就多达65家。

　　许多被禁的“艳情小说”，确实与满清一向提倡的道德观念不符。比如大量描写婚外情的《醋葫芦》、描写同性恋的《品花宝鉴》、描述妓院生活的《九尾龟》等。但另有一些作品，主题并不淫秽，仅仅涉嫌低俗，也遭禁毁，比如以“唐伯虎点秋香”故事闻名后世的《三笑姻缘》。

　　即使是奇书如《红楼梦》，命运也极坎坷。《红楼梦》诞生后，有多种抄本流传，但长时间未能刊刻，显然与乾隆年间禁毁书籍的大潮有关。在刊刻后，尽管其甲戌本有“此书不敢干涉朝廷”的声明，仍难逃被禁命运。

　　最早对其查禁的是嘉庆年间的玉麟，他在担任安徽学政期间严禁《红楼梦》刊刻、传播。他认为《红楼梦》中“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淫逸生活意在影射满洲贵族，尽管拿不出具体证据，仍依有关律例，在安徽查禁此书。

　　道光即位后，颁布《御制声色货利谕》，苏州吴县秀才潘遵祁、潘曾绶就自掏腰包，在金陵、苏州大量购买“淫书小说”并进行销毁。地方官也积极配合，时任江苏按察使的裕谦最为认真，大量查禁“淫书”，《红楼梦》也在“淫书”之列。

　　也是从道光年间开始，人们谈及《红楼梦》时多称之为“淫书”。如光绪丙子夏六月润东漱石主人在《绣像王十朋真本荆钗记全传》的序言中写道：“余尝见闺阁中人，都以《红楼梦》、《西厢记》、为娱目者，然皆属淫词。”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称“《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汪堃在《寄蜗残赘》中称《红楼梦》“宣淫纵欲，流毒无穷”。

　　《红楼梦》“淫”在何处？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曾这样评论：“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这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点赞”吧？

　　讽刺的是，在禁书过程中，满清统治者尽管口中冠冕堂皇，却“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口中的“淫书”，往往是最流行的“内部刊物”，宫中流传下来的《金瓶梅画》，就盖满了乾隆御览之印，这位乾隆皇帝，恰恰是最喜欢炮制文字狱和焚毁书籍的一代帝王。《金瓶梅》也非满清贵族的禁书，而是“人皆争诵”。至于《红楼梦》，慈禧太后便是“红楼迷”。种种荒唐，似已注定清朝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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