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人类学的好处
《民国大人物·文人卷》 滕征辉 台海出版社 2017年2月文/滕征辉
在民国人物中，以徐志摩这样的才子最为讨巧，身世性情不说，仿佛挥一挥衣袖就可以带来情思无数。相反，有些学术大师，贡献大多了，只是故事乏善可陈。2005年9月，李敖在电视节目中再次开骂，这次中招的人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三岁才去世。他垄断学术，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这个所谓的“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就是与“清华四大导师”齐名的一代“考古宗师”李济。
李济，字济之，湖北钟祥县郢中镇人，生于1896年7月12日。先在湖北省立江汉学堂读书，十岁时跟随升了七品京官的父亲来到北京，进入北京五城中学，师从著名翻译家林纾。李济十五岁便考入清华学堂，七年后赴美留学，先后拿到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以及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学位。此前，中国还没人步入该领域。其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在海外颇具影响，哲学家罗素写作《中国问题》时曾大段引用李济的文章，让年轻的李济声名鹊起。
留美之初，李济和徐志摩是同学，当时徐志摩总考第一，李济次居第二，颇有些“学霸”惺惺相惜的味道。徐志摩评价他：“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这厢得了博士学位，家族以此为荣。据说，李济老爸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博父”，即“博士之父”的意思，常在与友人的诗词和书信中使用，拿儿子炫耀的意味很浓。
应张伯苓邀请，李济在1923年开始担任南开大学人类学教授，次年升任文科主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时任北票矿公司总经理的丁文江，在其引荐下加入了中国科学社，由此踏上了考古的道路。张伯苓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实用的人才，他不懂李济的专业，一次问李济：“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济冷冷地回答：“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
李济不愿在南开浪费时光，他并不缺乏赏识者。当时，欧美正兴起一股来中国“寻宝”的热潮，亟需一位中国向导。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早知李济的大名，即来信要求李济加入他们的考古队。李济很心动，但是为外国的考古队挖掘本国的宝藏岂不是卖国贼？为此，他提出了两个条件：其一，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其二，在中国发掘出的文物必须留在中国。弗利尔艺术馆的答复也很明确：“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当时清华国学院正在筹建，也向李济发出了邀请。在李济的居中撮合下，弗利尔艺术馆与清华大学国学院达成了合作协议。这样，李济挂职清华国学院任讲师，主要工作并非教学，而是主持弗利尔艺术馆资助的田野考古，一应待遇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相同，只是四百块大洋的薪酬中有三百块是弗利尔艺术馆发放的，清华发放一百块。
李济在清华待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两年左右。1926年，他主持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一个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李济后来也因此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这次考古最有趣的发现是半枚蚕茧，蚕茧有被人工切割的痕迹，经专家鉴定，这确实是一种家蚕的茧，证明中国人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养蚕了。这半枚蚕茧后来被李济带到了台湾，至今仍是台北“故宫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一般人总觉得考古就是挖掘与考证，其实从一片庄稼地上能看穿地底下的建筑格局，需要极高的修为。李济认为，要以全部人类文化史为背景来建设中国历史学，即需要四个境界：从人类史出发，检出宝贵史料；自己动手动脚为第一义；处理真材料需要勇气；无用之用是为大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