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如何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2017年03月20日15:08   扬子晚报网
中国古代如何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中国古代如何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我国远古时期的法律文明已走在世界法律文明史前列

  据古代文献记载,我们的祖先在进入国家形态的夏朝以前(历史学家称之为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产生了某些类似于今天还在不断提倡的先进的刑罚理念。《尚书·舜典》记载,皋陶受部落联盟首领帝舜的委任,成为中国最早的大法官,执掌部落联盟的最高司法权。皋陶为士,主要处理狱讼案件。舜任命皋陶执掌司法大权以后,舜又将部落联盟首领禅让给大禹,而皋陶继续执掌司法大权。《尚书·大禹谟》记载:“皋陶曰:帝德网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这段文字是以皋陶的口吻讲出来的,后半段部分内容的大意是——当法官(调查案犯的罪行时)遇到有可疑之处,则从轻处罚;而奖赏人员的功劳遇到事实有疑问时,则从重奖赏——这里已经清楚地阐明两个重要原则:即“罪疑惟轻”与“功疑惟重”。那么古人强调“罪疑惟轻”是何目的?孔安国《尚书正义》注云:“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看来是为了突出“忠”与“厚”的目标,据《左传·成公九年》的另外一种解释,“无私,忠也。”《后汉书·任延传》亦云:“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用现代语义概括,“忠”字的意涵即彰显了对官员无私和公正的要求,官员在履行公务过程中不应怀有私情,只有“不私”,才能“履正奉公”,这是为官者的节操所在,法官亦然。

  “罪疑惟轻”通过“忠”字曲折地与“无私”产生了关联,并与司法官员的公正和节操联系在一起,说明远古时期判案的法官在作出刑罚决定时需要遵守这一原则,法官的权力施行受到原则的约束,即不允许利用手中的司法权徇私舞弊、错抓和错判。

  上述皋陶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一句的后面,还有更为关键的话语:“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通俗地理解是:与其错杀一个没有罪的人,莫如宁可错放一个有大罪的人,这样做是体现统治者的“好生之德”,对下则正合乎百姓之意,百姓服膺统治者有此德行,因此便不会给官府制造麻烦。可见上述文字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与统治者的德行效果联系起来,涉及到的是统治政策的选择与社会秩序安宁的问题。正如孔子对皋陶作士的进一步解释,《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孔子认为帝舜选择皋陶执掌部落联盟的司法与政务,汤王选择伊尹执掌国家政事,结果都是使统治政权的“不仁者远矣”,即“有仁者至矣”,符合统治者的“仁爱之道”。孔子将司法权的运行与政治统治效果联系起来,可见“罪疑惟轻”和“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原则对国家的统治政策与社会秩序极为重要。这是两千多年前的文献——《尚书》《论语》等记载的远古之人的思想表达,同时也是古代司法实践中强调贯彻的原则。

  由此看来,远古时期,中国人就有“罪疑惟轻”的原则性认识,要求法官在遵守这一原则的前提下,处理案件须遵循“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原则。这两项古老的原则和标准正是中华法律文明的传统基因,应在生生不息的中华法文化血脉里世代相沿不改,使我们的法律文化传统成为世界法律文明发展的标准,那将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历史性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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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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