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传奇人物辜鸿铭：尊贵的中国人
鉴于其巨大名声，北大请来的外国一流洋教授见到他都十分恭敬，远远地站着，而他走近了，把这些世界一流的洋教授一个个骂得心服口服。 当时，辜鸿铭很受追捧，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都想一睹辜鸿铭的风采，而辜鸿铭外文又好，所以非常适合搞公开演讲，只不过听他演讲是要钱的。中国人演讲是从来不卖票的，恐怕辜鸿铭是中国人卖票演讲的第一人，不仅如此，而且票价还特别高。要知道当时声名赫赫的梅兰芳，最好的座位也才卖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演讲门票则是两元。
辜鸿铭公开演讲、公开辩论的能力无出其右，而且气势汹汹。据记载，有一次辜鸿铭在某个宴席上突然喊道：“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人便问那二人是谁，辜鸿铭当即回答是严复和林纾。当时，严复和林纾正在席上，众人的目光便投了过来，严复倒是没做表示，林纾则当即问辜鸿铭何出此言，辜鸿铭拍着桌子振振有词道：“严复译出《天演论》，使国人只知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不知道尚有公理存在，而今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自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国之青年只知道男欢女爱，沉浸其中，而不知尚有礼义存在，以此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一番话下来，严复、林纾缄默不语，众宾客也是面面相觑，无以应对。
辜鸿铭虽然留着辫子，但是对于掌权者却并无谄媚之意。当年慈禧过生日时，辜鸿铭曾当即作诗一首：“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后来袁世凯当政，遭到辜鸿铭骂得最狠，他曾骂道：“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由于袁世凯出身行伍，便很喜欢说自己没学问却很实干，曾向德国公使吹嘘道：“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辜鸿铭听了不假思索地开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辜鸿铭并非一味地狂傲，也并非一味地骂人，他的心中其实有自己的标准。新文化运动时期，辜鸿铭的同事胡适、学生罗家伦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因为二者提倡白话文，辜鸿铭简直气得不行，而且胡适还在《每周评论》上撰《记辜鸿铭》，认为辜鸿铭是为了故意标新立异才留的辫子。胡适指出辜鸿铭在外国时就剪过辫子，大清灭亡后反倒留起来，戏谑道：“当初是‘立意以为高’，如今是‘久假而不归’了。”
胡适后来的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那是文章发表后不久，在一次碰面中，辜鸿铭一本正经地对胡适说：“密斯忒胡，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要不然我要向法庭控告你。”胡适当即笑着让辜鸿铭尽管去告，等法庭判决了才决定道不道歉。然而辜鸿铭没有去告，半年后二人再次相遇，胡适道：“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鸿铭则回答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二人都大笑。
胡适的《记辜鸿铭》还记载了一件事情，那是一次二人共同参加宴会。胡适记载道：“一会儿，辜鸿铭指着那两位法国客人大发议论了。他说：‘先生们，不要见怪，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怎么把一个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送给×××！×先生，你的《××报》上还登出×××的照片来，坐在一张书桌边，桌上堆着一大堆书，题作《×大总统著书之图！》呃，呃，真羞煞人……”
两位法国客人当即脸红，辜鸿铭仍然大发议论：“我老辜得意的时候，你每天来看我，我开口说一句话，你就说：‘辜先生，您等一等。’然后连忙摸出铅笔和日记本子来，我说一句，你就记一句，一个字也不肯放过。现在我老辜倒霉了，你的影子也不上我门上来了。”法国客人的脸更红了。
辜鸿铭操着十几国的语言却推崇一夫多妻；他学贯中西、留洋多年却留着辫子、穿着马褂；他名扬海内外，晚年却孤独终老；他身居时代迅猛发展的潮流中驻足不前，他狂放的姿态是他保护自己的自尊，怪异、狂放都是辜鸿铭的一种富有仪式感的抗争，他不惜以这种不被人理解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对待中华文化的态度，他就像一个形单影只的斗士，脑袋后细小的辫子正是他的武器。他的狂更像是一种寄托，美国著名学者、当代汉学家艾恺这样评价：“在战时和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圣贤者的，是辜鸿铭，而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辜鸿铭在欧洲大受追捧，在国内却被冠以“遗老”“老顽固”，甚至“老怪物”等词汇，辜鸿铭这个从海外归来赶上满清末尾的人似乎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1930年前后，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在《一个有思想的俗人》里写道：“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后可能会更加被神话，其实他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许多人并非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辜鸿铭的狂傲不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被认可，然而印度圣雄甘地则曾赞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甘地之言是有道理的。
（选自《民国先生：尊贵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