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的“红军票”

　　在可歌可泣的长征岁月里，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为代表的金融工作者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与战士们一样流血流汗，忍受着种种伤病和磨难，甚至牺牲了个人生命。同时，牢记金融业务的使命，排除万难开展工作，为长征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肩挑马驮“坛坛罐罐”

　　银行“大搬家”不轻松

　　1934年10月初，成立两年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接到突围的命令：十天内，整装待发，把整个国家银行带走，随中央红军主力行动，不得有误。此时，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身上的担子很重——这不是几块金条几块银元的事情，而是关乎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问题。

　　财政部和国家银行被编成第十五大队，随中央纵队行动。国家银行干部职工的任务是把所有的金银珠宝、红军票、印钞机、铸币机、制币原料等打包带走，绝不留给国民党一台机器、一张纸币、一个毫子。被通知参加突围转移的人员有毛泽民、钱希均、曹菊如、莫均涛、任远志、曹根全、黄亚光、吕汉勋、刘建堂、章水柏、张达远、郭金水、杨来生和挑夫哑牯共14人。印好的钞票和印刷钞票、铸银元的机器一起，打点成120副担子，配备近200名运输员。

　　这是一个肩负特别重任的长征大队。他们即将肩挑、马驮着整个国家银行在突围中前行，承载着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金融命脉。为确保一路安全，中央军委特给他们配备了由116名党员官兵组成的警卫连。

　　按照突围前的规定，每人除了自己的日常用品和换洗衣服外，还要携带15斤重的银行资产。运输员的担子平均70斤左右，整个大队只有一匹黄棕色的脚骑，另外还有十几匹运输物资的骡马。十五大队队长是袁福清，毛泽民任政治委员，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

　　十五大队跟在中央纵队后面，用不着直接跟敌人拼杀。虽然表面看来他们搬运坛坛罐罐，似乎很轻松，其实不然。某种意义上，他们肩挑着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家当。尤其是每台三四百斤重的印钞机、铸币机，用手臂粗细的竹竿六个人抬一部，也会把人累得够呛。这样的情形，严重影响了行军速度。

　　聂荣臻回忆：“开始出发时，红星纵队（即中央纵队）真像大搬家的样子，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好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庞大很累赘的队伍，以后进入五岭山区小道，拥挤不堪，就更走不动了。有时每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

　　后来，毛泽东找到张闻天、王稼祥等提出，打破坛坛罐罐，把束缚手脚的东西统统扔掉。这个主张得到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于是，轻重机器被全部埋掉了；把抬机器的战士分派给战斗队。整个十五大队如释重负，行军的速度明显加快。进入遵义之前，袁福清调离，曹根全继任大队长。同时，警卫部队也调离了，十五大队编制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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