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倡废到倡复：梁启超“科举观”的嬗变

从倡废到倡复：梁启超“科举观”的嬗变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由笃信科举的传统儒生变为倡废科举的维新健将，游历欧美后，又作恢复科举的惊世之论。在西学的濡染下，“科举观”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而每一次转变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与个人特征烙印，揭示了他对科举制度存与废的理性思考。

　　倡变科举，时代濡染下的思想转变

　　少年时代的梁启超，自称生于且耕且读之家，四五岁就在祖父及母膝下受《四书》、《诗经》，六岁就父读，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子弟员，日习帖括，十五岁入学海堂习训诂之学，十八岁入京应试，下第归，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始知有西学。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少年时代。少年科第的梁启超自称于训诂词章之学多有所知，却并不知西学所云。在初识康有为时，梁氏对之曾作出精妙绝伦的阐述：“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他以生动的语言写出了一个旧学青年初遇西学，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如遭棒喝的矛盾心理。这也是思想转型之前，作为旧学青年的梁启超的真实写照。清末对科举的批判主要以维新派和洋务派最为激烈，洋务派思想主要基于科举对西学的阻碍作用来谈废科举之事，没有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维新派则多从废八股来谈变科举。

　　作为维新健将的梁启超对科举的批判也是基于对两派思想的批判与继承。梁启超对科举的批判主要基于科举对人才与学校的禁锢两个方面：（1）科举桎梏人才，而人才的兴衰关系一国之兴衰。清季之时，八股时文在坊间如山如海，无数知识分子沉溺其中，不知汉唐旧事，遑论西人近学，对科技人才起到了巨大的扼杀作用。梁启超叹曰：“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而科学为尤甚。”科举作为主要的选材标准，致使洋务派培养的新式人才不能容于当世。严复回国后，不能得志于当时，一度多次参加科举。梁启超对此曾曰：“中国所谓洋务学生者，竭其精力，废其生业，离井去邑，逾幼涉壮，以从事于西学，幸薄有成就，谓可致身通显，光宠族游，及贸贸然归，乃置散投闲，瓠落不用，往往栖迟十载，未获一官，上不足以尽所学，下不足以救饥寒，千金屠龙，成亦无益。呜呼，人亦何乐而为此劳劳哉。”由此他认为洋务人才被束之高阁皆由科举之弊。科举的选士标准对人才起到了巨大的扼杀作用。（2）科举对新式学校有强烈的扼杀作用。梁启超认为，中国之衰弱在于教之未善，要想彻底改造教育，必须变科举，兴新式学堂。“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废八股、变科举成为新式学校成长的必要条件。由此梁氏主张广设学校，普及教育，开民智，申民权，培养近代新学人才。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近代学制、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日本由学校开始变法不出三十年而崛起的例子，也让他感到改造教育的紧迫性，而当时科举的存在严重禁锢了学校的发展，学校作为科举的附庸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倡废科举成为梁氏改革的主要焦点。

　　倡复科举，理性思考后的惊世之论

　　1905年，迫于各方面压力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光绪帝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美国学者罗兹曼甚至认为科举制的废除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其划时代意义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举重压下的新式学校步履蹒跚，非有大变革不能除千年之积弊，科举的废除终于使知识分子走出传统学术的牢笼，开始睁眼看世界，中国学术由传统逐渐走向多元，中国也走向了新纪元。但就在科举制度终于被取缔，新式学堂迅猛发展之时，作为倡废科举的维新健将，梁氏为什么又作恢复科举的惊世言论呢？这应该说是他在游历欧美等国家以后，对西方社会和制度有了更深的体悟之后，结合当时社会现状对科举制度重新作出的理性思考。

　　1910年，梁启超在游历欧美，亲眼目睹西方国家借助科举制度改造成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成效之后，发出惊世之论：

　　“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实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对科举的赞美之辞溢于言表。梁氏复科举的言论是他对西方各种制度进一步熟悉以后的产物。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自清廷废科举以后，在选士及其相关领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制度断层，选士制度的缺失，使得晚清政府对国家的控制进一步削弱。无数出路阻塞的生员，掀起了我国留学史上第一次高潮，但是比起全国近百万的生员来说，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生员只好在自己的家乡另谋出路，秀才当兵成为晚清的一个重要现象，这进一步催生了清朝覆灭以后近二十多年的军阀混战。科举终结之时，无数生员心如死灰，当时对其各种影响评价还为时过早，经过几年的沉寂以后，对这些现象感触颇深的梁启超的科举观必然也有所转变。其实对科举制度梁氏早就有正确的认识，在《变法通义·论科举》一文中，他写道：“科举弊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骏愚淫逸，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求知学者毕少，如是故上无才。齐民之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末从得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斯二弊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

　　由此可知，梁启超当时已对科举积弊的现象和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和促进全民向学的风气等优越性作出了准确的评价。时至今日，反观梁氏的高论，令人叹服。

（陈祥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