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怀谦直接共事是从2010年底调任文艺部主任开始的，至今只有一年多时间，但我们之间的感情却是很深的。

　　上周三（8月15日）上午，部里开例会，病休很长时间的怀谦到了。会上我让他也谈谈。他说，休息了好长时间，工作都让其他同志干，心里很过意不去，感谢大家的关心。他还说，自己身体许可时还会来，但不一定能“坐班”，有时可在家里编编稿子。会后，他还特意到我办公室坐了一会。他对我说，这几天终于能睡几个小时觉了。我看他身体有起色，很高兴，对他说，看来药一定得吃，安眠类药虽有副作用，但不是毒药。他爱人曾告诉我，他对安眠药十分敏感，怕副作用。他说我是靠脑子吃饭的，脑子坏了怎么办？搞文字的人，大多有“失眠”的毛病，但怀谦似乎更重，而且他历来对西药有“排斥”。去年他因肠胃系统毛病，先后到好几家医院也查不出原因，所以他不相信西医，只能靠中药“调养”。他的身体时好时坏，我们都为他着急。但只要一好他就到办公室来，各项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从未因病影响报纸工作。

　　今年年初开始，他的病逐步加重。我只好劝他带爱人、孩子出外疗养一段时间，换换环境，也许对他的健康有好处。他告诉我，女儿正在备战中考，等女儿中考结束就出去。6月中旬，女儿中考结束了，他向我请假到青岛去住住。我说，多住些日子无妨，不要挂念工作。可是他只住了一个多星期就回来了，我责备他太着急。他说，青岛下雨，阴冷，潮湿，他身体受不了。我劝他想办法到北方干燥些的地方去住住，他答应了。

　　这期间，他的抑郁症加重了。爱人只好将他送进医院，并被留院治疗。进医院的当天，他爱人向我详细通报了他的病情。我说要带部里同事去看他。他爱人说，医院不允许陪护，也不让看望，要封闭治疗。我说，那就等他好了我们再去看他。遗憾的是，他不接受治疗，坚决要求出院。医院只好放行。出院时，他爱人与他订了必须按时吃药的“协议”。他同意了。但终于没有回天之力，他仍向死亡边缘滑近……

　　7月18日，他给我写了封简短的信，第一句话就是“感谢您及报社领导的信任”。信中他深深责备自己的“性格是有缺陷的，但要改却很难”，他还深情地说，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走了，把痛苦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

　　怀谦走了，带着对亲人、对同事、对事业深深的眷恋！

　　这几天，我和文艺部的所有同事一直都沉浸在痛苦之中。怀谦是一个珍重情感的人，尤其是对家人、朋友。这几天我们不断收到各界朋友，特别是文学界朋友的来电，大家都是这样说的。我想起去年他两次请假回高密探望病重的伯父，年底又请假回去为伯父料理后事，回来后还不停地自责，说没有把伯父的病治好。我说，伯父生病你照料，去世你送终，这已十分不易，用不着自责了。他淡淡一笑。看到今年第二期《读者》上他写的《静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我才恍然大悟。伯父残疾，终生未娶。他从小跟伯父睡一张炕，直到他工作好多年后回家小住，都跟伯父睡，常常有聊不完的话。这份感情的深重是局外人很难体会的。

　　怀谦去世当天，他的70高龄的父亲抱病从高密赶到北京，已经是深夜12时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苦何堪！我尽力劝慰，我讲了怀谦的为人、为文，讲了他为报社事业做出的贡献，讲了他最近被推荐参评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老人都听了。他擦干眼泪说，怀谦是我的骄傲，是我们高密人的骄傲，不仅因为他是文化人，是作家，还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他祖母是村里最早的党员，我也在村里担任几十年的党支部委员，分管副业、经营，我们没有贪污过集体一分钱，我相信怀谦也没有。在他的心中，怀谦永远是他的骄傲！

　　怀谦走了，他最不放心的是宝贝女儿的教育。今天下午，一位年青编辑给我发来手机短信，建议文艺部“能否成立一个基金，帮助怀谦老师的女儿读本科读研究生……”怀谦，你听到了吗？你女儿的教育的事，同事们已经想到了，并且正在行动。有这么多好同事、好朋友，有人民日报社这个大家庭，你可以放心，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