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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聊天实录:我是把政治与爱情镶嵌在一起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1月23日 17:10 新浪读书
图为23日格非做客新浪聊《山河入梦》
 
格非:即使写过去的事也要有对现实的思考

  主持人:代表您的乌托邦。

  格非老师,在看到第一部《人面桃花》和第二部《山河入梦》之后,我看到这里面所有的乌托邦理想都是流血、牺牲,到最后都是悲剧的。这是不是代表了您对乌托邦的一种认识?您认为乌托邦是不是只能存在于理想,乌托邦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

  格非:在乌托邦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悲剧,这种悲剧在过去我们是通过革命、通过巨大的社会变革来完成的。这个社会变革是泥沙俱下的,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冤假错案的,会有很多很多冤枉、冤屈,有很多很多问题。因为一来的话,革命的意志是很强硬的,这个过程中会造成很多问题。当然从法兰克福学派,从阿德诺都在反思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恰恰相反的,因为我们在反思这个问题,但是连起码的梦想、起码的理想,一个个人生活的价值观念方面的比较充分的想象,实际上都已经没有存在的空间了。我刚才也讲过,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现实我觉得是比较恐惧的地方。这部小说虽然写的是50、60年代,但是我个人觉得也浸透了我对当代生活很多思考在里面。

  主持人:这刚好符合了我阅读这部小说的感受。我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它离现代生活是很近的,反而让我感觉到50、60年代的气息是在于小说的主题,但是这部小说的细节、气息是非常现代、当代的。你也是在这样一个理念下面写作的?

  格非:对。我是一直很喜欢我们学校的陈一鹊先生写的《柳如是别传》,写的是晚明,但是处处照映的是当代。我们国家过去很多写史的人,这是中国传统文学里非常重要的特点。如果你离开当代,离开现在的这些东西,你去写一段要复现多少天前的历史是很荒谬的,你要把那个时代的氛围、气味、味道能够烘托出来就可以了,很多人的命运的问题都需要当代人思考,能够跟书中的主人公交流。我这本书写出来也是希望读者能够对他们现代的生活有所帮助,对反省现在的生活有所帮助。这当然说得有点高一点,但最起码让他们获得跟书的主人公或者是跟作者进行交流的空间。在写作过程中我会比较多考虑当代性的问题。这部小说的人物是不是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关,这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不是老老实实写过去的东西,是把它晾在那儿的风景,把它晾干了,不是这样。

  主持人:我觉得你还是用当下的眼光在写50、60年代。

  格非:你这样说我很高兴,我的初衷可能就达到了,你这样的读者可能也是比较理想,是我比较希望的读者。

  主持人:我看这本书会看到50、60年代背景,但是姚佩佩说话,对谭功达情感的表达完全是现代人的感受。

  还有一个问题,在姚佩佩和谭功达的爱情悲剧中,谭功达最后成了一个有点痴人的意思。您是怎么考虑这段爱情的?而且这部小说里爱情的成分似乎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因为《山河入梦》听起来是一部非常政治化的、非常大的一部小说,但是在这部小说的细节里却写到了谭功达和姚佩佩的爱情,也写到谭功达和另外一位女孩白小娴的爱情,好像占了很大的笔墨。

  格非:我是这么想的,谭功达这个人确实有一点痴呆,不具有现实性,只有自己的梦想,觉得社会主义社会到了49年以后他觉得可以,他当县长,觉得可以放手。但是他的东西一点点向他敞开大门,到他明白自己命运的时候恰巧跟姚佩佩走在一起。姚佩佩一直试图给他很多很多暗示,其实他跟姚佩佩的爱情从小说一开始就产生了,他们俩开始比较多的接触延续的过程。但是谭功达浑然不觉,或者是感觉到,但是并不以为然。一直到小说的最后他终于发现自己的命运,他真正爱的人,包括他看到她的信,他自己被流放到一个岛上作为一个旁观者,突然发现自己所爱的是姚佩佩,但是对他来说这个爱情已经结束了。这个爱情刚开始产生的时候恰恰是它结束的时候。所以,他会发了疯似的要跑回去跟姚佩佩见面,寻找她的下落,他会站在一个地图前查找,因为姚佩佩当时已经被通缉了,杀了人,公安局全省通缉她,他要不断寻找能够见到姚佩佩。

    所以《山河入梦》有一个意思其实暗含在这里面,一方面《山河入梦》的意思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对乌托邦的布置、建设、设置。同时也有一个,姚佩佩在逃亡的过程遇到的山、河、风雪,这个东西实际上已经进入她的梦想,他一刻都离不开姚佩佩。他最后发现在逃亡的不是姚佩佩,而是他本人,他自己也加入到这个逃亡队伍,只不过他躺在床上没有动。这个过程是我想把一个政治的主题和爱情的主题在小说结尾的时候能够镶嵌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力量。

  主持人:为了重合。

  格非:对。

图为23日格非做客新浪聊《山河入梦》
 
格非坚持作家写作要有一个底线,不能一味迎合所谓市场

  网友:格非老师为什么总写这些小说,而不仿照余华(blog)老师来一点通俗的东西。

  格非:在我看来《人面桃花》也好,《山河入梦》也好,已经是很通俗了,这样的小说如果还不够通俗,我以后可能真的就不要写作了,这是我的底线。张爱玲早就说过当代的中国人可能是读不懂《红楼梦》的。一个时代确实有它特殊的氛围,一个作家也是一样,我尽可能会考虑一个小说里边很多意韵,一个作家不能逢迎时代的变化,这是不对的,一个作家应该表达自己最重要的东西。至于怎么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当然会通过寓言、通过一个好看的故事能够表达出来。

    但是作家也有底线,不能说把所有的东西都牺牲掉,然后写一个俗的故事。现在确实是阅读上很多的读者不是理想的读者,我对普通的读者说老实话,有的时候我是非常提防的,因为他们被一种非常恶劣的文学气味给养坏了,养坏了之后也得不到纠正,这时你去迎合他,那作家根本不用写作,中国整个国家的文学趣味势必会降低,这是不对的,一个时代必须留下一些好的作品、好的东西,即使这个时代的人不能认可,毕竟还可以藏之名山,当然我的作家不一定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但是我有这样的企图,一个作家当然希望他的作品能够长久流传。作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梦想,他是不会写作的。所以,不能过度迎合读者,这是不对的。

  再说读者的概念也不是说我现在碰到的张三、李四,读者的概念是无限开放的。我现在也有可能给几百年后的读者写,那个时候的读者也是读者,读者是开放的。所以,我们不能想象比如现在某个有购买力的读者,买我书,我把他拿住,那不对。

  主持人:小说永远也是多元化的,而不是一元的。像中国古典小说既要有《红楼梦》,也要有《三言二拍》这样通俗、好看的故事,不一样,大家欣赏的东西不一样,也要给不同的读者提供不同的营养,应该是这样一个概念。

  格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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