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何角度来讲，纽约都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市。当提到波士顿、费城、芝加哥或者旧金山时，人们通常会谈论这些城市里的人们在想什么或者做什么，可是没有人在提到纽约的时候会谈论它的人民，而只会谈论这个城市本身。因为这座城市比它的人民伟大得多！是纽约造就了它的人民；在别的地方是人民造就城市。——罗伯特·沙克尔顿(Robert Shackleton)，《纽约录》(The Book of New York)

　　从南北战争到19世纪末这段时间，美国西部的工业体系日趋完善，与东部金融市场的发展珠联璧合，美国正从一个农场分散的小国家转变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这一转变将建立在缓慢增长的小型私有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美国经济连根拔起，代之以一个充满了大胆投资和全球视野的新型经济。

　　正是纽约触发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关键阶段。曼哈顿的金融机构决定了美国整个银行业的发展方向，对美国的影响是任何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它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垄断了证券交易；它的银行掌握了全美大部分现金储备；它的投资者控制了庞大的新铁路公司。华尔街成了全世界的金融引擎。纽约独特的商业环境为它吸引了那个年代最大的资本家，以及成群的律师、会计师、保险专业人员和公司经理，足以为建立新的商业秩序打下现代基础。纽约在这次经济转型中的地位是确定不移的，即使在今天，美国经济的大部分仍然是纽约黄金时代的产物。

　　尽管2001年9月11日给我们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痛苦，但很明显，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纽约仍然是资本主义之都；对全世界的人们来讲，不管是阿富汗的洞穴里还是其他城市里的人们，纽约都是美国经济繁荣的最强有力、最引人入胜的标志。

　　从19世纪早期开始，曼哈顿就因其拥有优良的水道和美洲大陆最好的天然海港而成为西半球最大的海港城市。有着高高的桅杆的帆船纷纷抵达它的码头，带来世界各地的商品，使之销往这个国家逐渐发展的内地。纽约的商人们将这种贸易方式扩张为一个拥有庞大分支的交易系统，从而使全美的经济活动都以此为支撑。由于商业贸易的可观利润，金钱在纽约的聚集速度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快。当南方脱离联邦政府的时候，在所有联邦城市中，单单纽约就足以为南北战争提供所需资金。在战后和平时期，经济进入大繁荣的时候，纽约的投资机构和胆大妄为的投机者使得美国经济出现了空前的扩张。

　　用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的话讲，在这些年中，纽约“撑破了它的束缚物”，成为美国的技术陈列场、通信及信息之都以及金融中心，带领美国进入了一场“从未有人设想过的繁荣”。纽约造就了美国最雄心勃勃和最有闯劲儿的生意人：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美国最富有的房地产巨头；杰伊·古尔德(Jay Gould)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铁路战略家和投机商；摩西·泰勒(Moses Taylor)和A·T·斯图尔特(A. T. Stewart)，他们把他们在美国本土的商业领地变成了跨国性的帝国；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世界第一流的工业家；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他率先创建的石油托拉斯成为全球卡特尔的模板；以及最受世人敬畏的金融巨头约翰·皮尔蓬·摩根(J. P. Morgan)。这些纽约人和他们的同僚打造了一种全新的大胆投资的商业模式，把以地方性实物交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转变为以虚拟资产交易—主要是股票、债券和混合证券—为基础的商业模式。这一转变使美国经济迅速扩张，也使纽约扮演的全美金融市场的角色成为可能。纽约扩大了美国的贸易量，加速了利润的周转，培育了大量的投资项目，比如铁路系统工程。在19世纪最后几年，股票市场刺激了美国历史上最强劲的企业并购风潮，为美国装备了巨型新企业。

　　尽管我们经常想到的是纽约所拥有的优越地位、技术革命、工业的崛起、商业的繁荣等这些令人无法阻挡的各种强大力量，然而这场新经济却是由一些个人造就的，他们的决策决定了公司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整个纽约都渴望雇用新人”，亨利·亚当斯在他的《教育学》(Education)一书中回忆道，“所有集中在企业中的新生力量都在渴望获得一种新型人才—这种人才的忍耐力、活力、意志力以及智力要比老式人才高出十倍……”

　　虽然这种极具魅力的“新人类”推动了时代的发展，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时代的产物。他们获得了一种强大的力量，为他们带来了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消费能力的财富。很多引起人们注意的人物，在利用土地、市场、政治系统牟利和剥削工人方面，完全是冷酷无情的。若是换了另一个时代，或是社会制度更加严格，他们中的有些人无疑得透过铁窗看世界。可是，这是一个哪怕最低程度的政府管制都不存在的时代，有权势的人任意地追逐梦想，谁也阻止不了这些雄心勃勃的梦想，也不可能让它们少一些自私的成分。同时，尽管杰伊·古尔德、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等人的初衷并不是建立公司化的美国(corporate America)，但是他们的冒险行为以及对主流机会的把握，与聚集在纽约的更大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和扩张的力量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他们个人的奋斗故事对于理解这次经济转型至关重要。

　　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这些资本家调动金融资源、企业家资源和管理资源，为美国的经济奠定了强大的新型基础，并且为未来设定了发展方向。后辈人再也没有享受过这些资本家拥有过的经济实力、开放的政治氛围和造就时代的影响力。当约翰·皮尔蓬·摩根第一次来到华尔街的时候，还没有一家工业康采恩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在他1901年完成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的组建的时候，已经有1 000多家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包括成为20世纪美国经济支柱的那些公司。

　　这也是为什么在摩根去世时，《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称他为“他那一代人中的最后一个。再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金融家能够像巨人一样控制美国经济。”《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评价洛克菲勒道，“他取得了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不可能取得的成就……他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代表。”而且，这些人不但影响了商业，还影响了这座正在成为公司总部聚集地的城市，重建了它的物理环境，影响了它的政治，定下了文化变迁及社会细分的步调。

　　过去30年里，专注城市和城市生活的学者们研究了大都市生活经验对抚养孩子、家庭关系、性别角色、劳动和政治的影响。他们的著作深刻地描写了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细致地探讨了肤色、阶层、种族和性别等重大社会因素的变迁。他们撰写的新历史使人们听到了普通人的生活发出的历史性的声音，而这在过去的历史著作中是被忽视的。但是，如果说传统的历史著作过度围绕几个人们热衷的种族和性别假设描写英雄故事，并且过多排除普通人的视角，那么，近年来的研究则经常关注于狭窄的、特定的、普通的事物，提供的是光彩四射的碎片，而不是一面可以照见过去的大镜子。

　　我很能接受这种新研究方法，但是，这场深刻的经济变化是由一群精英主导的，他们是整个行动的掌舵人，他们的影响是重大的。他们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人士，他们的故事有着超乎人们想像的影响力。他们的经历深深地刻在纽约精神之中，既创造出人们对未来的期盼，也影响他们的行为。无数黄金时代的纽约人以杰伊·古尔德、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为蓝本，形成他们自己的对于“乞丐变富翁”机会的观念。大量的美国人仰视这些名人，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商业灵感和慈善上的帮助，还是为了了解他们对于宗教、社会和政治的观点。人们不光仔细地分析他们的商业决策，还观察和模仿他们的家庭、艺术爱好、社交和承担的社会职能。

　　他们对经济增长的崇拜弥漫于整个美国。不久以前，美国人还是以宗教术语定义国家的使命。而现在，美国人以钢铁产量、电话安装量、合并企业数来衡量美国的进步。其他社会以智者、战士、领袖、艺术家为荣，而纽约的英雄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大亨。成功是以股票为单位衡量的。自由和平等这样的基本政治概念不是运用于个人自由和经济公平这样的问题，而是应用于关于税收政策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辩论。

　　商业化的纽约在空间上也变得适合人类居住。在南北战争前几十年出生的人还记得，他们是在一个拥挤的、到处都是步行可达的城市里长大。它的仓库区、政治中心、文化机构和居民区都紧挨在一起，互相之间只需步行很短的时间就可到达，教堂的尖顶是天空中的主宰。这片不起眼的景象终于让位于别具一格的以全新的空中风景线为特色的都市风景，以及世界性的大都市特有的宏伟的标志性建筑。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费伊(Bernard Fay)后来写道，纽约是“惟一拥有足够的金钱、活力和人力”重建自己的城市；“惟一拥有足够财富，成为现代城市的城市。”纽约，他说，“是按照美国的规模建立的……”它的组成单位不是一个个家庭，“而是像埃菲尔铁塔一样的大殿堂，住在其中的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先生，或者黄金沙皇摩根先生……”

　　19世纪末的纽约已俨然是20世纪现代文明的先驱，它将美国推向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中心。它的出身商界和行业联盟的政治人物纷纷竞选国家高级职位，甚至定下了政治宣言的习惯用语。它的银行家和工业家领导着美国经济的重组，它的来自日渐衰落的欧洲各国的文化各异的移民造就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在19世纪末之前，纽约吞并了邻近的城市，形成了一个面积达359平方英里的大都市，美国只有六个州的人口数量超过它。在全世界，只有伦敦的人口超过纽约，但是，任何城市的雄心和影响力都无法与纽约匹敌。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纽约不可思议地拥有主宰变化的能力，这些变化迅速地重新塑造了整个美国经济。其他城市逐渐丧失了重要地位，因为它们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改变了，但是纽约充分发挥了它强大商业系统的优势，其支配地位从未削弱过。就在它发展成为国家银行业、信息业和制造业中心的同时，它仍然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城市。接着，它又变成了世界的企业中心。在纽约发展的每一步中，从商业枢纽，到投资中心，到西半球的金融市场，到公司总部聚集地，纽约激发了最具创新性的技术，吸引了最具才华的专门人才，造就了最具冒险精神的企业家。

　　其他城市可能起着组织一个州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的作用，但纽约是美国整个城市系统的神经中枢。在纽约，来自其他城市的人们购买商品，把他们的货物销往海外，聘请劳力，为大量发行股票寻求融资，把盈余存进银行，交易证券和管理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华尔街把一个理论上崇尚自由放任的经济系统变成了一个由联合企业主宰的市场。通过吸收竞争者加入，吞并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和销售商，这些庞大的垄断组织取代了竞争性市场，以控制生产，决定价格和制定行业政策。

　　席卷而来的经济重组实实在在地威胁到小企业、市民、消费者和工人的利益和独立性。手中掌握了权力这把武器，这些新企业对市场、利润、就业和政治有着强大的控制力，有时甚至达到残暴的程度。不过，和反奴隶制度的斗争比起来，这场范围广大的变动进行得相对和平。

　　在关于奴隶制的斗争中，斗争双方都恪守着各自的坚定信仰，径直走向战争。但公司资本主义是在纽约市的文明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它不得不面对言论越来越大胆的媒体、纽约的力量强大的工会以及改革者提出的改革自由市场的各种方案。因为纽约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和商业领导者聚集的中心，它也是各类社会改革社团、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名流慈善家、社会真理运动和为工人阶级带来政治权利的自由市政政治的中心。就在银行家和工业家忙于扩大公司资本的同时，纽约多样化的城市利益集团却努力形成新的制度，使得纽约不至于被它自身的放任行为毁掉。

　　就连纽约保守的“最佳绅士”们也认为大公司应该受到限制。安德鲁·格林(Andrew Green)，房产律师和无人能及的城市规划者，不遗余力地支持对大公司进行限制，认为这样纽约才能够发展得更大、更强。小小曼哈顿的23平方英里的地盘，加上它参差不齐的地位低微的政客们，不足以治理和整顿“无处不在的庞大的垄断力量对社会的剥夺”，他断言。垄断势力的行动是有“预定计划和确定目的的，”他们对食品、必需品、就业和公共事业施加控制。格林的这次旨在成功地把整个大都会地区变成“大纽约”的运动，至少一部分是基于这样一个需要：大纽约必须和“冷漠无情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力量”划清界限，和“无法无天的冒险”划清界限，和非法的“社团、行会、联合体、联盟、垄断组织、垄断联营和托拉斯”划清界限。

　　虽然摩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通过他们的投资和创举塑造了新式资本主义，但他们通常却并不意见相合。纽约商业界的内部多样性，不仅仅表现在新出现的银行业、证券业和公司，还表现在由来已久的贸易行及商行、多种制造领域、信息业、零售业和房地产业。这种折中主义的商业环境，缓和了公司资本主义可能带来的种种极端情况，最终使之变得更为柔韧和持久。

　　在这一进程中，资本主义变得更为强韧而富有近乎理想的弹性，这不是某一方面发展的结果，而是多方面发展的结果。这一次的公司运动是美国历史上影响范围如此广大的运动中最为和平的一次。对它的反对既不持久也没什么影响力。有的人可能会拿最终结果来反驳，但是，由于公司资本主义萌芽于相当多样化的纽约，它内在的适应力和复杂性使得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它被广为接受。

　　它确实得到了广泛的接受。1900年，大部分美国人仍然生活在农村，靠农场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华尔街怀有相当大的怀疑，他们认为这场使得整个美国经济完全改观的运动是不完美的，可是，一届届政府选举过后，他们逐渐承认了它的影响。就连城市工人也惊叹就业越来越稳定，工资越来越高，并且，新一轮的经济繁荣带来了丰富的消费品。所有这些，还有可能出现的社会进步，即便不是发生在他们这一代，也会发生在他们的孩子那一代，使得他们在民意测验中认可了这些巨大变革，而且，在20世纪的第一次选举中，他们选出了一位雄心勃勃的纽约人入主白宫。

　　同年，亨利·亚当斯阔别多时之后回到纽约。海湾映入眼帘的时候，他被眼前的景象深深打动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令人惊叹—太奇妙了—人类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景。”“汽缸爆炸了，把大量的石头和蒸汽抛向天空。整个城市弥漫着极度的兴奋……从未有人想像过的繁荣，从未为人类掌握过的力量，只有流星才能达到的速度……”

　　下面，让我们开始了解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