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奎刚是我流浪的日子里所认识的学历最高的“乞丐”——高中毕业。当然，他也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乞丐，和四川妹子姚小红、刘丽一样，他是假扮“身世贫寒”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

　　看到赵奎刚是一天下午4时许，在武昌洪山商场前的人行道上。他也是那种典型的“学生乞丐”打扮，穿一身学生运动服，背着一个黄色的有些破旧的书包。惟一不同的是，他胸

前的牌子上写着，他是一个“山区的贫困家庭”的学生，“今年9月份考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家庭无力承担“每年4000多元的学杂费”，“学校保留他一年的学籍，等筹集够了学费后再去复学”，无奈，他只好“跪坐街头，乞求好心人的资助”。

　　赵奎刚的确长着一副学生的样子，文文静静的透着一股书卷气。和其他“学生乞丐”对别人的盘问缄默其口不同，过路行人问什么，他都彬彬有理地回答。譬如问他：“你考上的是北京哪所名牌大学？”他会很礼貌地告诉别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今年刚考上。”还会补充一句：“我是2002级的新生，不信你可以打电话到学校去问。”

　　他一脸诚实的样子，足可以打消旁人的任何疑虑。因此围观的人也是你1元、我5元地给。我看到他半个小时的时间，收到的“捐助”竟有30元之多！

　　傍晚时分，在忙活了近2小时之后，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贫困新生”准备“收工”回家了。当他整理好钱物起身离开时，我跟了上去，说我也是从外地来的，家在湖北农村，家里很穷，在武汉已经好几天没找到工作了，现在身无分文，刚才看到他在这儿挺挣钱，想跟他学一学。

　　他把我打量了半天，露出满脸狐疑。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元钱的纸币塞进他的书包里。原本一脸严肃的他态度开始缓和起来。他问我是哪儿的，然后又问我来武汉多长时间，有没有亲戚朋友或者熟人。我说我在武汉是独身一人，现在的确是走投无路，再三央求他能帮我一把。

　　跟着他走了大约两站路，他才停住，小心地看了看周围，对我说，想让我教你不是那么简单的，起码要请吃顿饭。

　　我连说“没问题”，在武汉大学前面找了一个兰州拉面馆，我把“师傅”请了进去。

　　我为“师傅”要了一碗兰州拉面，还叫了一瓶啤酒。几杯酒后，他开始来了精神。他告诉我，他叫赵奎刚，老家在湖北红安农村，父母都是农民。今年他高中毕业，参加了7月份的高考，但成绩不理想，离录取分数线还差几十分。本来想复读，但想想自己不是上大学的料，于是9月份来武汉打工。先是在工地上帮别人干苦力活，但他嫌太累，不久离开了。

　　正在武汉百无聊赖的时候，他看到武汉街头有人假扮学生讨钱，收入还不菲。这让他大受启发，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干呢？于是他把家乡高考落榜的同学、同村里20岁上下的好友叫到武汉，一共来了6个人。先是花钱在街头为每个人都办个假学生证，然后挑一个字写得不错的在牌子上写上一些可怜的故事。接着就开始分工，为每个人划定武汉的一块城区，白天分头在各自的地盘上讨钱，到了晚上就回到在武昌合租的一套房子里。

　　赵奎刚说，这样讨钱比给别人打工强多了，逢双休日收入最好，一天可以弄个100多元的收入。他说现在很多人对“学生乞丐”都不太信任，甚至有些人明知道是假的，但是，他们还是会给钱。“很多人会这么想，如果这些学生不是真的很可怜，也不会跪在地上用这种办法骗人！所以明知道是假的，他们也给钱。”对施舍者的心理，高中文化程度的赵奎刚有他的分析和见解。

　　至于所编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赵奎刚说，今年他有一个同学考取了这所大学的这个系，他乞讨所用的名字也是这个同学的，所以要是真的有人打电话到学校去查，他也不怕“穿帮”。

　　赵奎刚还向我传授“经验”，干这一行最怕警察追查，弄不好要被收容遣送。为防万一，最好隔两三天到武昌火车站的出站口捡一张别人丢在地上的火车票，遇到警察盘查，就说是刚到武汉没两天，很快就回去，这样就不会惹上麻烦了。

　　吃完饭后，我提出到他们6人租住的地方去看一看。赵奎刚不同意，说他们住的地方对外人是保密的。“哪天你要把我们供出去，我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