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曾在1979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过《致命的自负》的来龙去脉：

　　大约一年前，我突然有一个想法，也许时机已经到了，有必要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辩论，讨论一下“社会主义是不是一个错误？”这个问题。有12位朝圣山学社会员支持我，愿意出面作为正方，我们的计划是激出另一组人作为反方，跟我们公开辩论。

　　但这却不大行得通，有两个理由。第一，像这样的事情，像我所设想的规模，花费太大了。显然，资本家对于从思想上捍卫资本主义，并无兴趣。但这不是主要问题所在。

　　当我们在香港召开朝圣山学社会议的时候，遇到了更严重的问题。当时大家提出，如果由我们挑选反方，不具备可信性。作为这场辩论的一个开端，大家请我用书的形式写出我们的看法，然后给我们这边的十二位队员，予以细化，根据他们的批评意见，精编为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以此作为我们的发言，邀请另一方组织自己的辩论队来跟我们进行公开辩论。[7]

　　哈耶克形成进行公开辩论这种想法，是在刚写完《法、立法与自由》、紧接着又写完《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那会儿。他自己觉得，正是《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一文的关键看法，使他形成了搞公开辩论的想法，这一关键看法就是他在将那篇演讲收为《法、立法与自由》一书的跋文时在最后一部分加上的一句话：“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拂逆自己的欲望的情况下才变得文明起来的”[8]——“我想，这就是我的整个观点的基础——创造文明的，不是我们的理智，而是驯化我们身上很多与文明相抵触的本能。”[9]资本主义是有违人的天性的。开放社会所需要的道德规范不可能与人们从原始时代遗传下来的野蛮本能相一致。

　　哈耶克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准备那场大辩论。按照他的计划，朝圣山学社一方辩论队组成人员包括P.T.鲍尔(P.T. Bauer)、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阿明·古陶斯基(Armin Gutowski)、拉尔夫·哈里斯(Ralph Harris)、埃米尔·金格(Emil Küng)、加斯东·莱杜奇(Gston Leduc)、沃伦·纳特尔(Warren Nutter)、约阿奎因·里格(Joaquin Reig)、本·罗基(Ben Rogge)、阿瑟·申费尔德(Arthur Shenfield)和克里斯蒂安·沃特林(Christian Watrin)，而他觉得，社会主义一方的辩论队成员可能包括詹姆斯·米德、诺姆·乔姆斯基、莱泽克·科拉考斯基(Leszek Kolakowski)、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冈纳尔·缪尔达尔，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让-保罗·萨特则是可能的替补队员。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则已经同意出任辩论赛的主持人。

　　1978年，哈耶克详尽提出了他的辩论赛计划，并邀请不少具有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学者来参与其事。他曾写信给弗里德曼，但弗里德曼由于正专心于录制《自由选择》的电视系列片而无法参加。哈耶克又给弗里德曼写了第二封信，说弗里德曼是他最不可缺少的人，并强烈呼吁弗里德曼来帮他的忙。

　　弗里德曼在他写给哈耶克的第二封信中解释了他为什么无法参加的原因，显示了他的尊敬、谦逊和远见：

　　我当然衷心支持您在巴黎与社会主义者当面对质的计划。但我这边实在是脱不开身。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抓紧完成跟我有关的一个电视系列片。我已经写信高速过您，这套片子非常费事。更重要的是，从您的计划来看，这场辩论赛要求我全身心的投入。问题是，它不能只靠我一个人，而是要靠……不少人——六七个人，甚至更多。而我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大概没有多少自由支配时间，因为我们必须赶在预定时间，即1979年秋天之前，录完这套节目。

　　我之所以写这么多话解释我们的情况，是要让我清楚，我之所以无法去参加那个活动，不是因为我对您的计划缺乏热情，而纯粹是因为我无法从目前的事情中脱身，这件事可能没有您的计划更重要，但离了我却更加无法继续下去。[10]

　　哈耶克设想的辩论赛最终没能举行。《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被作为《法、立法与自由》的跋文而于1979年正式发表的时候，哈耶克在文章最后加了一句话：“在结束这篇跋文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不应当是结语，而应当是一个新的开篇。但我不敢奢望上天是否会假我以时日。”[11]但他又在《法、立法与自由》的三卷合订本的前言中说：“我曾在结尾说过，我在跋文中所说的，不应当是个结语，而应当是一个新的开篇。我很高兴自己现在可以说，事实确实如此，那篇跋文正是我现在刚刚完成初稿的一本新书的概要。”[12]

　　哈耶克用了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来写作《致命的自负》，但最后却一直没有定稿。它是由一篇相当简单的辩论赛发展成为一本专著的，跟《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一样，也分为三部分。《致命的自负》曾经数易其稿，其中一稿的标题是哈耶克从亚当·斯密的书中摘出来，《过分的自负》(the overweening conceit)，他认为，斯密用这个词形容的是某些过于傲慢的知识分子，他们相信，他们设计出来的社会会比竞争性市场更优越的。[13]

　　《致命的自负》的手稿，有两个最基本的版本。关于第一个版本，布坎南是这样说的：“80年代初期，哈耶克教授的计划似乎已经初步完成。斯蒂夫·佩约维奇出面组织，自由基金会资助，在离哈耶克三十年来每年夏天度假的地方、奥地利的奥贝尔古尔格尔开了个小会，旨在协助哈耶克进行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会议在1982年8月举行，我们有15个人与会，包括皮特·鲍尔、罗纳德·科斯和乔治·斯蒂格勒等人。我必须说，我们对我们看到的这个手稿并不怎么满意，而作为批评者，我们也对哈耶克教授保持着最高的敬意，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推荐它公开出版。”[14]哈耶克拿出的《致命的自负》的第二个版本，是他在1982年后半年及1983年、1984年及1985年他因患病而被迫永久停止研究之前，反复修改出来的。

　　最后付梓的《致命的自负》却是经由威廉·沃伦·巴特利三世之手编辑定稿的，这在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巴特利是哈耶克自己认可写作自己传记的学者，是他的文集的总编辑。哈耶克在1985年病倒后，巴特利在《致命的自负》上的作用，就远远比最初设想的要大。巴特利还没有写完哈耶克的传记，就于1990年2月去世了。《哈耶克文集》的助理编辑斯蒂芬·克里斯奇成为文集的总编辑。而一位退休商人沃尔特·莫里斯在发起和资助《F.A.哈耶克文集》的出版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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