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我在寒风萧瑟中见到了章吟，她和她男朋友吹了。

　　说实话，我没想到章吟会那么难过。以前在我面前，她总是一副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我不知道怎么能安慰她。我们开着车在灯光稀少的三环路上飞驰，路上暗坑无数，车内冰冷一片。

　　“真没意思，谢天，我觉得什么都没意思，有时候我真想找个人嫁了算了。”

　　“那你干嘛还和张杰吹了，直接跟他结婚不就完了？”——张杰是她的男朋友。

　　“我觉得我们没有将来，我觉得他不是我适合的那种人。”

　　“那你觉得嫁什么样的人合适？再说，结婚了又能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也对，结婚了又能怎么样？”

　　确实，婚姻对于我们来说，是太过遥远的一件事情，遥不可及。

　　99年的最后一晚，我和小文肩靠着肩在我们家的长沙发上度过，这是我多年来头一回在家过新年。旧日的朋友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变得七零八落，在我小时候渴望无比的21世纪来临前夕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望着电视屏幕上倒计时的时钟，拉着小文的手，心里默默祝福着我们自己。

　　当然，我知道，所谓祝福，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的一套玩艺儿，不起任何作用。从明天开始，我们生活的年头会由“1”蹦到“2”，仅此而已，我的生活不会因此有一点儿改变。

　　新年过后，我依然只能硬起头皮回到公司，和我的三位女同事同处一室，彼此越看越别扭。由于长期的迟到早退，无故旷工，即使在公司时也是游手好闲，我此时早已成为西语部中的异类，三女视我犹如眼中之钉。马君找我谈过好几次话，无非是希望我积极上进，努力工作，对此，我也只有阳奉阴违，我行我素。

　　如果赶上有团队到来，那更是遭罪不已。大冬天陪着一帮老外周旋于长城、天安门广场等空旷之地，寒冷无可抵御，还要顶着狂风扯着脖子大声讲解，凉气儿一股股直灌嗓子眼儿，滋味儿可想而知。再加上这种天气不怕受罪敢来中国旅游的老外大多是没钱穷欢乐的主顾，一个团下来利润微乎其微，近乎“白板”，弄得我兴趣全无，每一次都是无心恋战，得过且过。

　　终于，几个来自巴塞罗那的游客由于不满意我的服务，向公司进行了投诉。他们的理由是：在天安门和故宫至少应该逛三四个小时才能看够，而我只让他们待了不到两个钟头。

　　巴塞罗那人一向以难伺候出名，对于他们的投诉我倒是一点儿也不意外。虽然那天大雪纷飞，天儿冷得我脸直抽筋儿，还跟故宫的汉白玉台阶上滑了一大跟头，但不能否认，我的服务确实有敷衍了事之嫌，一路上也没怎么搭理他们。

　　马君为此事专门严肃地召开了一个部门会议，侃侃而谈一个小时，对“个别同事”工作态度的不认真做了严厉批评。可笑的是，明明挨批评的是我，龚丽娟和杨林二人却是愁眉紧锁，一脸的痛心疾首，配合着马君的情绪，时而亢奋，时而低沉，倒把我这个肇事者全然抛在了局外。我看着三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心中恶心得一塌糊涂。

　　回到家，我二话不说，趴在桌上信笔而就一篇辞职报告，决心从此彻底摆脱这三人的折磨，和旅游事业也挥手作别。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把辞职报告交到了马君手里：“马经理，我不干了。”

　　马君接过我的辞职信，细细端详一番，然后迅速摆出一脸真诚，好言对我进行挽留：“小谢，年轻人做事不要草率。辞职是件大事儿，你最好再认真地考虑考虑，过两天再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

　　“不用了，马经理，我已经认真考虑过了。”

　　我收拾好东西，推开房门，阔步而出，从此与“国际运动旅游公司”和差点儿要了我命的西班牙语部再无瓜葛。

　　出门转身的瞬间，我瞥见三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如释重负的轻松表情——我真不知趣儿，也许我早就应该滚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