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大家的考试纷纷结束。

　　小文自然是全无问题，好像还得了一个三等奖学金；我也在几个同学的帮助下涉险过关，顺利完成了大二学业；其他朋友和我的情况大致相同，只有姚望没能幸免——他终于还是蹲班了。

　　姚望的考试比我们结束得都晚。我考完后不久的一天，突然接到了姚望母亲的一个电话：“谢天，我是姚望的妈妈。”

　　“怎么了，阿姨？”

　　“姚望最近状态特别不好，期末考试可能够呛。他的压力太大了，脾气也变得特别暴躁，我说的话他一点儿都听不进去，我真怕他身体受不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哽咽了。

　　“阿姨，您千万别着急，我这就去劝劝他。”

　　我挂了电话，叫上刘跃然，一同赶到姚望家里。过了一会儿，小文也从学校直接赶了过来。

　　在姚望家那间乱七八糟，堆满各类医学书籍和卷子的小屋里，我们沉默无语，一根儿接一根儿抽烟，不多时，旁边的小文就被呛得连连咳嗽。

　　姚望脸色土黄，两眼布满血丝。可能是因为对那些书本儿产生了恐惧心理，他远远地蹲在屋子的一角，看着都让人觉得可怜。

　　“我他妈真不想念了，操，我是真用功了这回，就是什么都背不进去，我这傻逼脑子！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昨天晚上在阳台上抽烟，真他妈想一头扎下去。”姚望说着说着，一拳就往墙上捶了过去。墙壁“咚”的一声闷响，他慢慢收回自己的拳头，面无表情，就跟手不是自己的似的。

　　“别这样，姚望，没有什么不能过去的事儿，再挺一挺，就全好了。再说，蹲班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多熬一年嘛。”

　　“就是就是，你现在就得尽量平静，能考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吧。”

　　我们在姚望一捶的刺激下，像被上了弦一样，安慰的话一句句脱口而出，然而，我们自己心里也清楚：全是废话，没用。

　　有些事谁也不能分担，只能自己抗着，我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快过去吧，快过去吧，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

　　不管我们如何慌乱，“七一”香港回归的好日子还是如期而至。那天，我和小文约好去她们家看电视直播。我顶着烈日一路骑去，半路在天坛门口买了两面纸旗，一面是国旗，一面是香港的紫荆花区旗。

　　我慢悠悠地向前骑着，看着车把上的两面旗子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心中忽然想到了谭威，一阵恍惚：丫现在干吗呢？晚上一定得和所有的犯人们一块儿坐在小板凳儿上笔管条直地看电视直播吧。然后，再回到狭小憋闷的牢房里，跳上大通铺一头睡去，等着第二天一大早的强制劳动。

　　自从谭威出了事儿，我的心情一直压抑。并不仅仅是因为谭威本人，让我郁闷的还有我们一伙儿中有些人满不在乎的态度。

　　谭威出事儿的那几天，我们常凑在一块儿。虽然知道商量不出什么实际办法，但我看着刘跃然，田峥他们的嘻嘻哈哈，行若无事还是感到别扭无比，有一次，我甚至连招呼都没打就独自离开他们回家了。

　　我头一次对我们之间的友情产生了怀疑：如果朋友之间就是这样，那什么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天天混在一起又比那些我瞧不上眼的酒肉交情强在哪儿呢？

　　我的郁闷维持了不久，又出事儿了，可怕沉闷的97年夏天。

　　我妈那些天老念叨着“今年夏天天儿闷得让人受不了”，她是担心我姥姥一直不好的心脏承受不住。但是，真正没承受住的是一个我们谁也没想到的人——田峥的父亲——一个刚刚50岁，似乎从来没和疾病打过什么交道的中年人。

　　我和刘跃然是在公用电话亭约田峥出来玩儿的时候知道这个消息的，我眼看着刘跃然一边拿着话筒，嘴巴一边张大不再合拢，惊讶满脸。放下田峥的电话，我们马上又给姚望打了个电话，然后一起匆匆赶到田峥家。

　　熟悉的小屋里第一次有了无法言说的悲伤气氛，田峥向我们讲了他爸爸怎么样心脏突然发病，被他们紧急送到医院，然后又在医护人员的漫不经心和他们一家人的慌乱中度过了人世间的最后一夜。

　　“我非抽死那个傻逼医生，有丫这么看病的吗？”姚望两眼喷火，我们也随声附和。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只能是不了了之，抽那个傻逼一顿能解决什么问题？——人死不能复生。事实上，除非那个医生把自己送到我们面前，我们当时烦得连去找丫的心情都没有。

　　两天后，我们一块儿陪田峥去八宝山参加了他爸爸的葬礼。看着手托父亲遗像的田峥，我一阵心酸：他妈妈失业在家，弟弟中学还没毕业，作为长子，田峥以后只能毫无准备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如我所料，田峥此后更加地浪迹于学校之外，终于没能毕业。他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挣钱，结果也从来没能如愿——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