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赞美的词语实在层出不穷，我也没必要在此一一赘述。像“大学时代是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大学四年是人生最后的纯真年代”之类的说法，从普遍意义上考虑，我倒也没多大兴趣标新立异，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只是涉及到我个人，如果我的哪位同窗好意思向我表达诸如此类的想法，那我必须要对丫说一句：“到一边儿操墙去吧。”

　　开学头一天我就迟到了，准确地说，我是“起了个大早儿赶了个晚集”。

　　我走进了陌生的校园，像每个新来的雏儿一样东张西望，不多时就被一栋栋古老破旧的楼房和一群群叽叽喳喳的学生搅得晕头转向。随后，我糊里糊涂地跟着一队新生走进了主楼的一间教室，准备上课。进了屋，我还特意为自己找了一个不错的位置。

　　随着一个戴眼镜的女老师的出场，满屋喧闹的学生们立时安静下来。只见这位老师一步跨上讲台，清清嗓子，开始发话：

　　“同学们，今天我们法语系……”

　　操，我立马反应过来自己走错地方了。我手忙脚乱地收拾好书包，起身就走，在全屋人莫名其妙的目送中狼狈而逃，几分钟后，又在一屋子学生和老师同样的注视下来到了属于我的教室。

　　我在慌乱中找到了一个靠墙的座位，低着头走了过去，顺便还环视了一下我未来四年的同学们。叫我泄气的是，女生们个个姿色平平，而来之前我可是听说这所学校遍地都是花朵。

　　只有一个女生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她一脑袋长发遮住了大半个脸庞，但露出的那一部分还是让我觉得比较合意。随后的点名中，我知道了她的名字——章吟。

　　我们头一个认识的是全系的辅导员冯梅，一位三张儿多的“准大妈”。让我怎么说她呢？我想，“俗不可耐，不堪理喻”可能是对她最贴切的评语，而且，这一评价是我和我并不欣赏的大学同窗们之间不多的共识之一，可见此人是多么善于招惹各类人的厌烦。

　　冯梅用一番乏味难忍的低水平发言拉开了我们四年大学教育的序幕，一说就是一个多钟头，期间啰里啰唆，颠三倒四，和我们中学的两个教导主任可真是难分高下。顺便说一句我中学的那两个教导主任，一男一女，女的姓张，男的姓王，让人望而生厌，于是我们分别把这两人冠名为“张开缝儿”和“往里杵”，真是相得益彰。

　　我在阴暗的教室里心不在焉地听着冯梅的长篇大论，诸如“我们学校是全国第一流的大学”，“学生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大学期间男女同学不可以谈恋爱”之类的废话，没完没了，正在这时，我腰间的BP机突然不识趣地响了起来。我的BP机有一个特点，就是马力强劲，响声吓人，一旦鸣叫，声传百里，于是，我再次不幸地吸引了全屋人的目光。

　　“怎么回事儿？那位同学，把你的BP机关了，上课你怎么还带着它？以后必须注意啊，不要影响别人！同学们，以后无论谁上课都不能带BP机，因为……”冯梅不失时机地又把自己的发言扩展了一大段儿，而我断定只凭今天的表现，从此我在她那里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

　　好不容易熬完了这一大顿演讲，我跑到楼下回了一个电话——是谭威，他约我晚上吃饭，我对着话筒连声应允。

　　傍晚，我和谭威、刘跃然聚在东皇城根的一家小饭馆儿里，叫了几个炒菜和一堆啤酒，边喝边数落着各自学校的傻逼之处，越说越是尽兴。中间出来上厕所的时候，我和谭威都有点儿腿根儿发软，必须相互搀扶，我们约定以后每礼拜都得聚在一块儿喝几回。

　　谭威上的学校是物资学院。开学头一天，他兴冲冲地从自己位于门头沟的家里出来，扛着一大包行李，打上一辆夏利，往学校进发，结果等车停在坐落于通县境内的物资学院门口时，他发现计价器上的金额已经蹦到了150多块钱，差点儿没晕在当场。

　　下了车，谭威跨过大门口外面随处可见的死耗子走进校园，一番察看，结果彻底泄气。满学校的女生个个貌似村姑，简直比死耗子们也强不到哪儿去，气得谭威立马给我打了个电话，和我约好放学后逃回城里。

　　刘跃然上的北工大实验学院虽说没有那么远，但和工大本校比起来，也是菜地一块儿，要什么没什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宿舍闻所未闻的大通铺结构，一个屋能住三十多口子，恰似集中营。

　　我的情况只能拿更惨来形容。几乎从头一天开始，我就形成了对我的大学的恶劣印象，并且经久不衰，一直维持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