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开学了，需到县城去乘车。母亲又坚持要一同去车站送我，我上大学以来，她年年如此。

　　望着母亲那白发下希冀的眼神，一时间，我竟不知置身何处，许多久远的回忆如潮涌上心头，令我久久不能平静……

　　那是个掩映在苍山碧水间的一个熟悉的小站，多少次，母亲在那儿送过我啊！记得在县城上高中的三年里，思乡心切的我几乎每两周回家一次，临走前她总要到小站送我，风雨无阻。

　　那一次，窗外，暮春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小站上昏黄的路灯映出雨脚的细密。月亮从薄云后透出一抹清冷。小镇还沉浸在黎明前的静寂里。

　　母亲早就起来了，做好饭，就唤醒我。阿明，该去等车了。之后，便为我端来了一碗蒸腾着热气的荷包面，静静地看着我吃完。

　　我背起米袋，提上行李，便要出门。母亲跟了上来，握着个手电筒。我说，妈，不用送了，天落着雨呢。她说，走吧，天黑路滑。

　　车站离家只有几百米远。路旁树影婆娑，浮着阴冷的山岚，几米开外的稻田里，秧苗正仰脖承受着春雨的滋润。远山，黝黑，沉稳。

　　母亲打开手电筒，一注亮光划出前方的路。她很小心地举着伞，不让一星半点的雨落在儿子身上。

　　望着她微霜的发，我很愧疚。那是第一次去乘车。谁知当母亲起来摇醒我时，火车已经拉响汽笛扬长而去。我气恼之极，冲母亲发火，把误车的责任全推给她。她低头，并不分辩什么，俯身燃火做起了早饭。没别的办法，只好乘下一班车了，但肯定要迟到的。我上了车，连声招呼也没打，就把她扔在清晨的站台。

　　后来，我再也没有误过凌晨3点钟的早班车。她总是醒得很早。一次父亲无意之中说，她时常整夜小心地聆听窗外的隆隆声，睡得很不踏实。有时午夜醒来，不敢再睡，就拥衣而坐，直至早班车到来的前一小时，为我理好行装，做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面或糖水鸡蛋。

　　就这样，她一直送了我3年，从没间断。她就这样默默地送着，并不要求我回报什么，只要儿子能赶上车，认认真真读书，踏踏实实做人，就是她最大的满足了。

　　车站到了。买完票天依然没亮。车还没来。母子俩就在屋檐下避雨等着。我说，妈，车晚点了，您先回吧。她总是说，快了，再等等。

　　清凉的雨滴自檐角滑落，砸在地上，飞溅的雨花扑上我的布鞋面。母亲发觉了，撑开雨伞，挡住不断落下的雨滴。我说，妈，你也来躲躲吧。她淡淡一笑，说，不碍事，伞小。我的鞋湿点，回家烤烤就干了。你的鞋湿了。在陌生的城里，你又上哪儿去烤干呢。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流了出来。我赶紧把脸转向沉默的远山，天已微明。

　　火车终于从山后驶过来了。母亲目送我上了车，还在站台上频频挥着手。火车又缓缓启动了，母亲的影子孤单而高大。站台同小站上几点明明灭灭的光渐次化入车后墨蓝的夜，远了，更远了。

　　注：这是一篇发表于10年的文章，再次打印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仍然被贫寒中的温暖所感动。妈妈已经退休在家两三年了，近来头晕的老毛病又犯了，过些日子我准备让她到厦门来，找个好医生认真看看。我很怀疑，母亲的头晕就是那年送我时埋下的病根。她现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山城邵武，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们一年才能见一次面。重读这篇旧文，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近地和母亲在一起过，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我在启动的火车上的情景：我用手搭在车窗玻璃上，贪婪地看着小镇的土地，想着又要在这片土地上忙碌的母亲，我作了一个深呼吸，让头脑清醒，我对自己说：阿明，你一定要考上大学，否则你就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