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艾滋孤儿们的状况

　　有人问我，河南究竟有多少艾滋孤儿，我无法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只记得我每每在艾滋病村调查时，出这家进那家满眼看到的都是艾滋病病人。有病人就有死亡，他们身后留下的就是孤儿。

　　一天，我去某艾滋病村，刚进村就遇到了8个学龄儿童。其中一个小男孩握着小拳头说：“我长大要杀了他哩……”我问他要杀谁。他瞪大了眼睛说：“抽我爸爸血的那个人……”在旁边的一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向我解释说：“俺这里许多小孩都在叫嚷着要杀血头，他们知道俺这里的艾滋病是卖血传染的。”我听了之后更加心寒，“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些小孩从小心里就种下了仇恨，长大以后呢？如果没有人加以正确的教育引导，他们将会走向何处？

　　2000年9月12日，我去某村庄，村民谈论艾滋病像谈“感冒”一样无拘无束，毫无恐惧感。就在这个村里，我见到了艾滋病病人吴拢。她才28岁，待人非常热情，临别时她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地说：“高大夫，你不要走了，我给你煮花生吃……”我再三解释她才放开手。走时，她拉着她在家的3个孩子一直站在门外送别。10月31日，我再一次到该村时，见到的却是她的一座新坟和穿着重孝服的4个孩子。其中最小的男孩才3岁，也是个重症艾滋病患儿。吴拢的丈夫是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也是当年夫妇二人一起卖血造成的悲剧。出了吴家院门，走不多远就是孔家。孔吴两家关系相当好。

　　孔留柱和他的妻子曹俊美先后而逝，留下两个孩子。长子孔令飞9岁，女儿孔令佳5岁，父母死后，跟着他们60多岁的奶奶生活。每逢他们看到村里来了陌生人，就伸出脏兮兮的小手，邀请来人到他家做客。他们以期盼的目光，希望得到来人的救助。

　　2001年10月2日，我去了另一艾滋病村，访问了10多个艾滋病家庭。该村12岁以上的孩子全部失学，女孩子辍学后从事家务劳动，服侍着患有艾滋病的亲人，男孩子多数外出打工，十五六岁的孩子在外地干成人的苦力活，甚至下煤窑做苦工。我到了一个姓余的家中，他14岁的男孩余传宝在某县建筑工地掂泥兜，每天累死累活只挣10元钱，拿回一半给他患艾滋病的爸爸买药吃。孩子每天只有5元钱，在超负荷的劳动中，不知他怎样生活……

　　2001年10月21日，一位艾滋病患者程军带着一个8岁的小女孩，气喘吁吁来到我家，一进门就哭丧着脸说：“我和孩子她妈1995年一起卖血，现在都病得快不行了，她妈拉肚子、发烧已不能起床了。我求求你为孩子找个家吧，只要她能有口饭吃，俺们死了也放心啦……”小女孩程蒙蒙站在那儿一直流泪。孩子很瘦小，一点儿也不像8岁的孩子。程军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化验单给我，上面写着“程蒙蒙，血HIV抗体阴性”，孩子无病。

　　2001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艾滋病病人给我打电话，说农村太冷了，有的艾滋孤儿还没有棉衣，有的孤儿手脚都冻烂了。我很快给孩子们捎去了几十件衣服。但孩子数量太多了，这仅是“杯水车薪”。他们被笼罩在艾滋病阴影下，谁能理解、关心这些无辜的孩子呢？我和很多艾滋孤儿谈过话，他们迫切希望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他们的亲人面对他们这些微小又合理的要求却显得很无奈。2001年4月30日我在某疫区一个小学校调查，100多名学生中有19个艾滋孤儿。当时有个姓董的9岁女孩，眼泪汪汪地拉着我的手说：“高奶奶，您救救我妈吧，我不能没有妈妈，我爸去年害那个病(艾滋病)死了，我不能再失去妈妈了……”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在场的人无不泪流而下……2002年元月，彭校长来信说，该校的艾滋孤儿去年毕业时已经走了7个，现在又已增加到23个，数目一直在增长……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谁能救救他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