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跃刚

　　原来，我想当然地认为，在一个电视时代、读图时代，没有人会去听广播。而且，我晚睡晚起的习惯更加强化了这种印象。《问题》这本书帮助我改变了观念。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的同志把部分书稿交给我时，告诉我，每天早晨7点钟播出的《新闻纵横》至少有两千万听众，节目广告两千多万。

　　这些数字着实吓了我一跳。

　　一个20分钟的节目，无论是影响力，还是广告收入，远远超过了那些主流大报。而且还必须说明的是，主流大报的发行没有一家没有强买强卖的嫌疑，而广播的听众则是靠手来“投票”的。你的节目好，我听，节目不好，手指头轻轻一拨，就把你抛弃了，而且你还不能像一些“权威”大报那样不依不饶地打上门去。

　　听众的选择，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广告商都是人精，广告跟着影响力走。

　　社会“影响力”无疑是衡量一个媒体的刚性指标。读者、听众、观众才不管你是什么局级部级。有影响力的媒体，是靠有影响力的编辑、记者来支撑的，是由稳定的对社会负责任的价值观来支撑的。否则，媒体的社会功能将会蜕化，编辑、记者的职业能力将会蜕化，真要打仗的时候，可能没有可用之脑，没有可用之人。

　　这不是危言耸听。君不见一些主流媒体像得了肠功能紊乱综合症，吃啥拉啥，发行量拉稀，每年止不住地下滑？

　　而我读《问题》的目录提要和部分稿件，我有一种“同道”的欣慰和冲动。我知道，电台的记者收入不如报社，更不如电视台。我知道，要完成那些报道，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需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需要具备很高要求的职业精神。他们的报道告诉我，他们用他们的行动维护着记者这个职业的荣誉。

　　《问题》的编者强调，他们所编内容涉及非法图书猖獗、房地产欺诈、社会道德沦丧、司法腐败、艾滋病泛滥等，大多数是“舆论监督报道”。所谓“舆论监督”，是指媒体的社会功能。从新闻类型来看，这些报道都属于调查性报道。有意思的是，电台的调查性报道样式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不同，与《焦点访谈》类似，也不尽相同。为什么这么说？由于高层领导人的偏爱和重视，也由于电视媒体本身的影响力，《焦点访谈》是一个享有新闻特权的栏目，拥有非常特殊的权力背景和传播氛围(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一栏目的水平与高度)。

　　电台的调查性报道样式与报纸更不同。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文体和品格。它的故事由记者、主持人、被采访对象三个单元混合构成。如果广播稿不形成文本，社会和历史研究无法引证广播内容，大家可能永远记不住记者的名字。报纸不同。报纸记者因为一篇重大的独家报道而一夜成名的例子多的是，电台记者呢？像《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那样的电台记者还会有吗？

　　时代不同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对《新闻纵横》的记者们表示敬意。他们是真正的媒体英雄。我相信，他们的报道会是也必须是历史的一部分。

　　很凑巧，3年前，我主编了一本书，三卷本，叫《本报今日出击》，汇集了1978年至1999年20多年《中国青年报》几代人有代表性的调查性报道。我在“序言”里说：“张建伟经常用加缪的‘西绪弗斯神话’来鼓励自己，我则愿意举中国治水的例子。比如黄河。黄河是抚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几千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和痛苦的害河，甚至有‘黄河清，圣人出’的诅咒与期待。面对黄河，我们爱恨交加。明明知道黄河水永远不能清澈，明明知道黄河绝难尽行舟楫和灌溉之利，明明知道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修筑的堤坝可能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明明知道治河‘不能改变，只能改善’，却丝毫不能贬损我们的祖先和他们的子孙满目希望，满目绝望中的希望，在黄河岸边种上一棵树，为黄河大堤培上一捧土，为黄河决口背上一捆薪草的永恒意义和价值。种一棵树，培一捧土，背一捆薪草，年年累积，循环往复，绵延不绝，何等壮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感受到不懈努力的‘理想’的高峰体验，才能登临怀风，在历史的伟岸上感受到风云际会，波澜壮阔。”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