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自述：为面子我曾酒后夸口进了央视

　　我一时性起，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九十年代初，在自己家里请客吃饭是很常见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到外面吃饭的习惯，当然经济条件也不允许。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我是一个很出色的厨师，露一下拿手好菜，尽地主之谊，是情理之中事。第二天一早，谭梅备起了做“重庆火锅”需要的一切原料，洗菜削皮地给我打下手。做饭对我而言是一个乐趣，直到今天我对待最好朋友的礼遇仍然是自己亲手做一顿饭。高立民和甘肃台的哥们儿一起来了。到了家，什么中央台不中央台的反倒不重要了，大家嘻嘻哈哈地在一起，盛赞我的厨艺，我撩胳臂挽袖子十分卖力，听到人家说我做饭一级棒，比说我主持得好还高兴。其实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单纯，对朋友的那份诚意简单而淳厚，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现在经常为了各种事情在各种豪华场合推杯换盏，吃的是丰盛了，真情实感缺失了。而那顿家常火锅，煮沸了热情和当时对生活的希望。直到今天高立民老师还经常怀念那顿火锅，逢人便说，朱军做饭真棒！其实做饭如做人，用真材实料，加上精心地烹饪，一定是“味道好极了！”

　　吃火锅之后的第二天，高立民老师他们就回北京了，临走撂下了和杨澜类似的一句话：“你条件不错，有机会到北京，到中央电视台来看看吧。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留下了一个010-6850****的号码。

　　后来才知道，6850开头的都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话，直到今天那个号码还存在，我还经常拨打，谁又能知道那是我与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次联系呢。高老师的建议似乎更加具体，我如获至宝地拿着电话号码，用大号的字，彩色的笔，记在了通讯录的扉页上……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趟北京。

　　1993年年底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了高立民老师的电话，寒暄之后，她邀我有空到北京看看，没有说具体事情。说实话，自从杨澜和高立民老师不经意中提议我走出兰州去发展，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了。我总得有种隐隐的冲动——想去北京走走。这一次，妻子在西安演出，团里不是很忙，甘肃台的杨平导演又恰好要去北京出差，我就和他结伴登上东去的火车，懵懵懂懂来到北京。还好，我可以蹭住在杨平出差的公费旅馆里。

　　到了北京，才知道天下有多大，也才知道自己的眼界有多小，再加上对北京从小的崇拜向往，在兰州时的小小成就和得意一扫而光。杨平有公事要办，我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奇怪得很，在家时最希望忙乱中能闲上一天。到了北京，却闲得人心慌，看着清洁工忙碌地扫马路都觉得比自己充实。看来“闲”也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高老师很忙，杨平也很忙，中央电视台的人更忙，我不好意思打扰，就一天天在街上闲逛。那个时候北京没有现在繁华，但是宽阔的长安街，林立的大楼，陌生的北京人，忽然让我觉得不踏实，这是我的家吗？我觉得我像个游客，我甚至想家了，我明白想家就意味着胆怯——

　　终于有一天，大家停下手里的活，高老师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印象特别深，吃的是当时兰州还没有、在北京尚属时髦的“麦当劳”，几个汉堡，一人一个盘子，冰凉的饮料。当时觉得味道很怪，哪有我们兰州的火锅好吃呀！饭后，我得到了一次奢侈的活动安排——参观中央电视台！

　　进门的时候几个朋友在一起，由他们交给武警一张纸条。当时觉得进门真容易，后来才知道那张纸条叫“进门条”。许多天后，为了弄一张这样的纸条，我竟然费尽了周折。

　　进中央电视台的兴奋自不用说，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只不过比刘姥姥矜持一些，其实也是故作镇静。那天我扒着门缝看了一眼演播室，没有录像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黑洞洞的，像个大仓库。那时只觉得中央电视台真大，大大小小那么多演播室，他们随意指着一个说：“《正大综艺》在这里录！”我一下子兴奋了很久，原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就是在这里录的呀！

　　参观是短暂的，中央电视台不是旅游景点，里面的人忙得不可开交，走路都是一溜小跑。转悠了一圈，时不时地碰见几个脸熟播音员，也不好意思盯着人家看，一趟走下来，转得我晕晕乎乎。道别的时候，高老师的脸上还带着些许歉意：“让你大老远的来一回。”我对她的话至今感激涕零，因为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机会不会在北京等着我，我得自己去找它去！

　　出了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进来。这次参观是我在北京唯一的收获。参观结束后我知道我该回去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北京天天躺在旅馆里无所事事，也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情，但却感觉筋疲力尽。满脑子回荡的就是齐秦的一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坦率地讲，那时，我没有太强的斗志和愿望，甚至不如在兰州时兴奋，我真的不知道下面应该干什么了。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旦回到兰州，我一定会不知足了——

(编辑：xiaoting)

文章摘自《时刻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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